不同政見是否對國家不忠 II

不同政見是否對國家不忠 II




【明報專訊】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評論文章，題為〈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奉勸手握權力的執政者，尤其需要對異質思維作出包容，並說這不僅是一種雅量，更是執政為民的需要、法治社會的要求。

文章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批評或許有對有錯，甚至不乏各種偏激聲音，但只要出於善意，沒有違反法律法規，沒有損害公序良俗，就應該以包容的心態對待，而不能主觀地歸之為『對幹』。相反卻應看到，在一個多元社會，尊重不同的聲音和意見，既是尊重公民的表達權，也是紓解社會焦慮、疏導矛盾衝突的必然要求。」

文章更批評：「一些人在討論中容不下異見，相互對罵、攻訐，動輒給對方扣上嚇人的帽子，用意氣之爭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對待批評建言，非但不虛心聽取，反而搞起了『誹謗定罪』，甚至以權力意志壓制不同聲音。」

今天的中國，艾未未被抓、譚作人被囚、一個又一個維權人士遭清算、一個又一個異見人士遭封口、言論自由不斷遭箝制和打壓，在這樣一個政治上一片蕭颯與蒼涼的時勢，這樣的一篇文章，出現在天字第一號官方喉舌當中，實在讓人眼前一亮。

美國史上政治上最黑暗的時期，這也讓我想起一個故事，以及兩句擲地有聲的說話。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對立，冷戰掀起序幕。美國的極右派以及部分共和黨政客，興風作浪，讓全國陷入一片恐共情緒當中。當時最惡名昭彰的，首推威斯康星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他四處指控那些持不同政見人士，包括政圈中人、媒體工作者、學者、知識分子，甚至演藝界人士等，質疑他們對國家的忠誠，甚至扣帽子說他們賣國，以至共諜，令到國民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這段麥卡錫橫行霸道的時期，也被形容為美國史上政治上最黑暗的一段時期，但當時大多數人，起初卻選擇對此噤若寒蟬，敢怒而不敢言，因為害怕自己一旦提出異見，便會被前述這些極右政客指摘為共產黨的同路人、串謀者，對國家不忠，甚至叛國。

不要把異見與不忠混為一談﹗
直到1954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名記者莫洛（Edward R. Murrow），終於按捺不住，敵不過自己良心的呼喚，在節目《See It Now》中冒被株連的危險，挺身而出，揭發了一連串遭麥卡錫誣陷的事件，譴責他誣陷忠良、亂扣帽子的行為。

在3月9日的節目中，莫洛更說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說話：
「我們千萬不可以把異見，以及對國家不忠，兩者混為一談﹗」
（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

對於那個正在張牙舞爪的麥卡錫，這段說話正好給了他一記迎頭痛擊，民情和輿論開始逆轉，大家都覺得對這名政客忍夠了。

6月9日，麥卡錫本來正指控一名年輕的律師Fred Fisher，說他當年在哈佛法學院念書時，涉嫌與一左翼團體有交往，當其老闆Joseph Welch被傳召到聽證會作證時，為自己這個年輕下屬仗義執言，並當面批評麥卡錫的輕率和殘暴，對這名年輕人造成的傷害，更當面嘲弄了他一句：

「你毫無廉恥之心的嗎﹖」
（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

從此，麥卡錫就成了一隻鬥敗的公雞，不單民望極速插水，同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失去參議院的多數，麥卡錫被免去非美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同年12月2日，參議院以67票對22票通過決議，正式譴責麥卡錫「違反參議院傳統」的行為，從而結束了「麥卡錫主義時代」。1957年5月2日，麥卡錫因急性肝炎，潦倒而終。

難道沒有半點廉恥之心﹖
這段被形容為美國史上政治上最黑暗的一幕，歷時5年，但讓中國人痛心的是，同樣白色恐怖的一幕，卻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反覆上演了超過半個世紀，至今仍然繼續。

當眼看艾未未人間蒸發，當權者還挖空心思，想出一連串莫須有罪名如逃稅，插贓嫁禍時，當眼看要為結石寶寶討回公道與賠償，卻變成尋釁滋事的罪行時……我相信很多有血性的香港人，也真的想向有關當局反問一句：「難道你們沒有半點廉恥之心的嗎﹖」

我這一輩的學運、民運中人，都會記得80年代，中國出過一個記者和作家劉賓雁，他曾任《人民日報》記者，也曾當上中國作協副主席，在那個年代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

第二種忠誠
劉賓雁曾寫過一本報告文學作品，名為《第二種忠誠》，故事主角是兩位20多年來一直冒死向毛澤東寫信「進諫」的人，他們眼看黨國命運正日漸走上歪路，雖然明知危險，但仍然試圖螳臂擋車，力挽狂瀾於既倒。

按劉賓雁的看法，人民對國家的忠誠有兩種，第一種的代表是雷鋒，那是緊跟隨黨國路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隨時願意追隨國家號召而赴湯蹈火，國家說一自已決不說二的人。至於「第二種忠誠」，那就是用發自內心的良知和責任感來看待國家，獨立自主的分析和判斷事情的對錯真偽，並大膽是其是非其非的人。

中國的統治者一直對所謂的「忠臣」，都推崇備至，豎立一個又一個如諸葛亮、岳飛等楷模，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樣的忠誠會使統治變得更容易。統治者需要的，是第一種忠誠。相反，第二種忠誠，卻很多時對於統治者來說是一種噪音，這些異見者亦因此往往要為此付出自己的自由、生活安穩，甚至性命作為代價。

劉賓雁自己，也是第二種忠誠的表表者，他一直大膽對國家提出異見，在1987年被開除出黨，1988年到美國講學後，一直未能獲准返國，流落異鄉17年，最後在2005年，鬱鬱而終。

我想艾未未、譚作人、趙連海、一個又一個的維權人士、異見人士，以及20多年來一直有去維園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香港人，比起那起人大、政協，他們一樣的愛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他們對國家懷抱著的，卻是第二種忠誠而已。


【明報專訊】7月11日晚上，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在香港有一場演講，主辦方是明天更好基金和亞洲協會，演講後傅瑩回答了多條提問，其中包括本港著名英文時事節目主持人褚簡寧（Michael Chugani）的尖銳提問，兩人的對答相當精彩。

傅瑩在演講中談到中國的人權問題，30年來都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交往的一大障礙，早年她當翻譯時，聽到外國官員質疑中國缺乏人權時，想到自己獲分配的糧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上海要1個月的工資，確實沒有選擇居住的權利，心想外國人講的好像對。但30年後，中國人權情況已大有改善，外國官員質疑中國人權的議題愈來愈狹窄，最近一年幾乎全集中在少數個別人士是否有權推翻政府上，但這是中國法律不容許的。

褚簡寧抓著「推翻政府」這個關鍵詞，追問傅瑩到底是指以選舉推翻政府，還是以武力推翻政府？美國人不也常常通過選舉推翻自己的政府嗎？這條提問的厲害之處，是含蓄地點出西方關注的人權個案，例如剛拿了諾貝爾人權獎的劉曉波，無論是言論主張和行動都不涉武力，只是鼓吹以合法手段修改憲制達至民主，卻遭當局重判。

傅瑩曾代表中國政府出面與挪威當局交涉，抗議挪威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當然明白褚簡寧提問的弦外之音，她以時間不容許深入討論為由簡短作答，指美國的選舉只會改變共和、民主兩黨誰執政，卻不會改變美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美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這幾句話的弦外之音也很清楚，內地異見人士謀求的不單是換領袖，而是根本地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而這在中國是不容許的。傅瑩作為外交官，把話說到這裏，可算相當坦率。

據透露，傅瑩當天除了公開演講，還有一場閉門講座，是給特區政府官員的，課題是香港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上可扮演什麼角色。傅瑩在講座上高度讚賞香港的軟實力，認為中國當前快步走向國際，欠缺的正是軟實力，包括語言的、知識的、文化的實力，以及各方面的專業人才，香港正好彌補國家的不足。

一名了解國情的朋友指出，中國的國際地位在 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後迅速提升，確立了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國地位，但亦因此遭遇極大麻煩，當老大的美國開始處處針對中國，一邊挑撥中國周邊國家，如日本、越南、菲律賓等，

在釣魚島和南海問題上挑戰中國，一邊開動各種機制，如世貿的制裁、收購合併的審查等，阻止中國限制資源出口和到海外購買資源，被中國趕過頭的西歐國家和日本也多附和美國，這類衝突在未來 10年將不斷加劇，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橋樑，佔有舉足輕重的戰略位置。

另一名熟悉中國政情人士認為，其實北京領導人看香港問題，外交關係從來都是很重要的角度，最明顯的是北京對待持續獲六成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一直採取抗拒態度，除了六四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認為民主派政黨有外國關係，恐怕他們會成為外國政權遏制中國的棋子。

這個看法其實很有問題，泛民議員中從青年時期便對祖國滿腔熱情、絕不會被外國人利用的大有人在，北京愈是排斥他們，外國使節便愈容易同情和接近他們，日久自然成為友好，如果領導者改變態度，泛民政黨與北京的關係一旦正常化，香港的政局便會豁然開朗。




http://hk.news.yahoo.com/%E8%94%A1%E5%AD%90%E5%BC%B7-%E7%95%B0%E8%A6%8B%E8%88%87%E5%BF%A0%E8%AA%A0-213807940.html 異見與忠誠 蔡子強
http://blog.mingpao.com/cfm/content.cfm?OwnerID=1&CategoryID=1&tbSelMonth=7&tbSelYear=2011&TopicID=11196 傅瑩舌戰褚簡寧 北京對港又愛又忌 李先知


http://mindnecessity.blogspot.com/2008/05/we-must-not-confuse-dissent-with.html 不同政見是否對國家不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