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江蘇、安徽 兩省交界處，會見到有『廢黃河』之地名，有的是細小湖泊，還有乾牯了的河床。
查考歷史，原來清朝1855年前，黃河是經由江蘇北部，連雲港附近出海的，並有舊黃河口地名，1855年改道向北流入山東出海。又於抗日時，蔣介石命令炸開花園口堤圍，黃河又改道，南達淮河，連在一起入長江出海，至抗日勝利之後，復堵塞花園口，再令改道向北流，即現時有山東半島以北『山東 墾利縣』流入渤海出海。
所以 黃海是江蘇浙江和山東南部對出的一帶還海域，有其原因，但現在黃河已經將渤海染成黃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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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到了山西陜西南部，就從高而降下了約50米，形成壺口瀑布，是有名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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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黃河從 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帶著大量泥沙而下，到了下游，較平坦的地帶，河水流速減慢了，泥沙開始沉降，做成河床漸高。而歷代每次缺堤，人民祇懂得加高兩岸的堤圍，日積月累，黃河變成了一條『懸河/ 地上河』，缺堤的禍害就更嚴重了。 下圖就是在開封市的黃河橫切面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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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決口後，放棄原來河床，而另循新道稱為改道，黃河由于多沙善淤，變遷無常，改道十分頻繁，中游的寧夏銀川平原，內蒙古河套平原一帶的黃河河道都曾多次變遷，但影響重大的是黃河下游河道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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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黃河改道
有文字記載以來，對黃河決口、改道的記載非常多。據黃河水利委員會所編《人民黃河》的統計，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黃河決口泛濫達1593次，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時，黃河水流經海河，出大沽口，即天津附近。而最南時，黃河水經淮河，匯入長江。總的來看，歷史上黃河水災波及的廣大地區，約為其下遊的25萬平方公裏的衝擊平原。
歷史上有黃河“六大遷徙”之說，指的是黃河初徙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再徙于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三徙于宋仁宗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四徙于宋光宗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徙于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六徙于清文宗鹹豐五年(1855年)。
黃河改道是指黃河河道有較大幅度的變遷，有時多年後又回歸故道。在黃河決口後，也常有幾年不堵，並且時常有意地使幾個支河分流下注的。因此，以歷史的眼光來看，與其說黃河有一個固定的河道，不如說它經常在變遷著。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靳輔大治理黃河，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由于當時不治海口，而“惟務泄漲”，導致海口漸淤，河底漸高。自清中期以來，黃河下遊的決口日漸頻繁，據《明清治河概論》一書統計，清初至鴉片戰爭近200年間，黃河決口達361次，平均約每6個半月一次，與明代(1368—1644年)平均每7個月決口一次相比，總體情況可謂每況愈下。
黃河決口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是堵是疏都刻不容緩。1855年黃河改道後，清政府當年下令“暫行緩堵”，既不積極搶堵，也未完全放棄堵口，模棱兩可之間聽憑黃水泛濫。其間原由相當復雜，除資金緊張、內憂外患外，在黃河“改道”(主張黃河改道山東)與“復道”(主張黃河恢復從江蘇入海)問題上的爭論不休也是一個原因。正因如此，清政府未能形成統一的治河方案，只是勸導民眾築埝禦洪，而民眾物力財力有限，再加上惜地護廬，所築小埝多狹窄簡陋，難以容水禦水。
當時，清政府不願聚集民工築堤修壩，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考慮，就是擔心十幾萬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將釀成大禍。在後來“改道派”的奏章中就有這樣的論調。如翁同龢在羅列黃水南注“二大患五可慮”中，有一慮就是：“潁壽徐淮之地，好勇鬥狠，夙稱難治，小民蕩析離居，無所得食，難保不滋生事端。”結合捻軍發源淮北這一事實，翁氏的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可他忘記了，如果黃河改道北流，山東一帶民眾何嘗不“好勇鬥狠”。事實正是這樣，黃河北決後，捻軍長驅直入山東，引發了山東大規模的民變，其中與黃河改道直接有關的就有幅軍、長槍會、河套軍、白蓮教起義等。在黃河改道的滾滾洪流中，清政府在河難與民怨中一步步走向覆滅。
另通常認為，《尚書禹貢》中所記載的河道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黃河河道。這條河道在孟津以上被夾束于山谷之間，幾無大的變化。在孟津以下，匯合洛水等支流，改向東北流，經今河南省北部，再向北流入河北省，又匯合漳水，向北流入今邢台，巨鹿以北的古大陸澤中。然後分為幾支，順地勢高下向東北方向流入大海。人們稱這條黃河河道為“禹河”據文獻記載，黃河下游有以下幾次重大的改道。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黃河發生了有記載的第一次大改道。洪水從宿胥口（今淇河、衛河合流處）奪河而走，東行漯川，至長壽津（今河南滑縣東北）又與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滄縣東北）入海。這條新河在禹河之南。
漢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黃河在今河南濮陽西南瓠子決口，再次向南擺動，決水東南經巨野澤，由泗水入淮河。23年后雖經堵塞，但不久復決向南分流為屯氏河，六七十年后才歸故道。
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黃河在今河北臨漳縣西決口，東南沖進漯川故道，經今河南南樂、山東朝城、陽谷、聊城，至禹城別漯川北行，又經山東臨、惠民等地，至利津一帶入海。此後幾百年中，黃河情況不甚為頻繁。
北宋初期，決口不斷，短時期、短距离的分流河道不少。直到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年）六月，黃河再次改道，沖決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大名，經聊城西至今河北青縣境與衛河相合，然後入海。這條河宋人稱為“北流”，12年後，黃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樂西度決口，分流經今朝城、館陶、樂陵、無棣入海、宋人稱此河為“東流”。東流行水不到40年便斷流。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為防御金兵南下，東京守獎杜充在滑州人為決開黃河堤防，造成黃河改疲乏，向東南分由泗水和濟水入海。黃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黃海。直到1855年，黃河主要是在南面擺動，雖然時有北沖，但均被人力強行逼堵南流，南流奪淮入海期間，鄭州以下，清口以上的黃河主流也是遷徙不定。由泗水，或汴水或渦水入淮，或由潁水入淮，或同時分幾支入淮。直到明代後期潘季馴治河以後，黃河才基本被固定在開封，蘭考，商丘、碭山、徐州、宿遷、淮陰一線，即今之明清故道，行水達300年。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黃河又在河南蘭陽（今蘭考縣境）銅瓦廂決口改道，再次擺回到北面，行經今河道，北流入渤海。 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國難與河患同作。1855年黃河改道經由山東入渤海，這是黃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從此，原由豫皖蘇魯四省共同承擔的黃河下遊水患幾乎全都落到了山東頭上。
1855年(清鹹豐五年)8月1日，黃河決口于河南蘭陽(今蘭考)銅瓦廂，洶涌黃河水分為三股：“一股由趙王河走山東曹州府以南下注，兩股由直隸東明縣南北二門分注，經山東濮州、范縣(今屬河南)，至張秋鎮，匯流穿運(運河)，總歸大清河入海。”這是黃河歷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當時，濮范以下，壽張以上盡遭淹沒，其他如東平、汶上、平陰等州縣，凡係運河及大清河所經之地均被波及，山東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縣受災，魯西南、西北廣大地區黃水橫流。
災難性的黃河改道
在黃河此次改道之前，黃河下遊流經路線，按現在的行政區劃，大體上經過河南的滎陽、鄭州、原陽、延津、封丘、中牟、開封、蘭考，後經山東的曹縣、單縣，再經安徽的碭山、蕭縣，最後經江蘇的豐縣、沛縣、徐州、邳縣、睢寧、宿遷、泗陽、淮陰、漣水、阜寧、濱海入黃海。銅瓦廂決口後，黃河衝破原有河道，改向北行，在山東境內奪大清河入渤海。
黃河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向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無論是決口，還是改道，其造成的災難都不可言狀。在1855年黃河改道之前，黃河連續發生了幾次大的潰決，而且潰決後“久不合龍”，到1853年，蘇北、魯南的情形為“餓殍載道”、“屍骸遍野”，甚至出現“倒斃之屍，半被饑民割肉而食”的慘狀。由于黃河的屢次潰決和清政府的治理不力，當時的豫東、皖北、蘇北、魯南已經成了慘絕人寰的人間地獄。因而，在黃河改道之後，深受黃水之害的蘇、皖民眾如慶再生，而山東人民卻幾乎要承擔此後全部的黃河災難。
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技術條件下，黃河無論從山東還是從江蘇入海都會帶來災難。山東、江蘇民眾都從自身利益出發希望黃河從對方境內入海，正所謂：“東民身被其災，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猶之江南之民萬口一聲，日冀河之北流。”兩省地方官也難以擺脫“異地之官競護其境”的考慮，為保全當地民眾，不得不“以鄰為壑”。因此，蘇皖民眾慶幸再生之日也就是山東民眾流離失所之時。
人禍加劇天災
1855年8月1日黃河決口之初，清政府曾設想堵口。8月19日，東河河道總督李鈞派人在決口處作了一次實地勘察，測得決口東西壩相距實有一百七八十丈之寬，這麼大的決口要想築堵成功，實在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需用工幾萬至幾十萬，用銀幾百萬至上千萬。而1855年對清政府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年份，太平天國不僅在南京建立了政權，控制了長江流域的大片地區，而且它的北伐軍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清政府面臨被推翻的危險。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清政府必然把農民起義當作心頭大患，必欲除之而後快，對黃河的泛濫只能“深堪憫惻”，在“因勢利導”、“設法疏消”的幌子下任憑黃水漫流。清廷在9月6日的上諭中特別強調堵口的困難：“惟歷屆大工堵合，必須帑項數百萬兩之多，現值軍務未平，餉糈不繼，一時斷難興築。”
清政府在黃河改道前後的無為表現，使得這次黃河改道的危害極為慘烈。決口當年，山東巡撫崇恩統計，成災十分(即顆粒無收)的有1821個村莊，災情九分者有1388個村莊，災情八分者有2177個村莊，災情七分者有1001個村莊，災情六分者有774個村莊，六分以下者不記。也就是說，災情在六分以上的村莊就達7161個。鹹豐年間，山東是我國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個村莊按200戶人家、每戶5口人統計，山東受災六分以上的重災區難民就逾700萬人。當時的情景是，黃水源源不絕，前漲未消，續漲驟至，村落被衝，瞬成澤國，極目所至浩淼無涯；災民皆散處山麓高原，搭蓋窩棚，暫為棲止；“濟南、武定兩府如歷城、章丘等州縣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不可勝計。”
相伴而來的苛政兵災
黃河改道與一般的自然災害有所不同，一般的自然災害大多是一過性或間斷性的，受災民眾尚有喘息機會，而黃河改道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從1855年決口到1884年山東黃河兩岸堤防修整完成，這30年間山東幾乎年年黃水泛濫，即使1884年後，也“無歲不決，無歲不數決”。
適當其時，太平軍與英法聯軍均向清王朝殺來，清政府一方面在上諭中屢屢表示“念及小民蕩析離居，難安寢饋”，一方面卻又催促山東為戰事調撥餉糧和向京師解款。1856年11月20日上諭“撥山東司庫銀五萬兩解往江南徐州軍營，以濟要需”。1857年11月16日上諭令山東巡撫崇恩“于山東藩運二庫迅速籌撥銀五六萬兩，分起解赴勝保軍營以資接濟，毋稍遲延”。為應付英法索要賠款，又于1860年10月31日諭令“直隸、山東、河南各解銀二十萬兩……無論何款，趕緊著撥委員星速兼程進京，赴庫交納，銀兩一日不到，即英法一日不能退兵”。山東災民的救命糧、活命款就這樣被剝奪挪用。
黃河改道造成的災害時間長、范圍廣、程度深，且逐年加重，清政府枝枝節節的治理和杯水車薪的賑濟還趕不上過度的盤剝搜刮，山東沿黃數百萬民眾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居無一椽之覆，食無一宿之儲”，“斃于饑猶斃于水”。災民們為了生存或流離他鄉，或淪為“盜賊”，由此釀成了鹹豐同治年間屢撲屢起的山東民變。而一旦民變發生，清政府即派重兵鎮壓，所派兵勇更在災荒、苛政之後，再一次對民眾進行蹂躪。這點連當時擁兵來到山東的僧格林沁都看不下去，他在致軍機大臣的信函中寫道：“先聞東省所派兵勇降眾，追剿竄匪，該匪只因官兵追尾，到處不敢停留，鄉民受災尚輕，百姓方慶賊之過境，不意兵勇趕至，其姦淫焚擄，十室九空，民之恨兵，甚于恨賊。”
遂成“糜爛之地”
改道之前，黃河是阻止太平軍和捻軍北進的一道天險，山東南部諸縣“時皆在黃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遙河上，恃以為固。”而黃河自蘭陽漫口之後，“下遊自下北缺口以至曹縣，舊河數百裏無涓滴之水，儼然平陸，可以萬眾馳騁。”由于黃河天險盡失，捻軍北進再也沒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東遂成捻軍活動的主要區域，“東省捻氛甚熾，曹州、兗州、沂州、泰安、濟寧等屬二十六州縣，均有匪蹤出沒，濟寧、兗州、泗水均各被圍。”
為鎮壓北伐軍和捻軍，僧格林沁、李鴻章都採取過“以水代兵”的戰術，亂挖亂決河堤，平添了許多災難。1855年，北伐軍退守茌平馮官屯，僧格林沁“密決運河之水倒灌賊巢，土墟之中，泥深沒髁，官軍逼近土捻，燒賊窟數處，生擒捻首李開芳。”後來，李鴻章用“兜圍”之法，把西捻軍困在黃運之間，他日盼黃河水漲，借此消滅捻軍。當陰謀得逞後，竟吹噓說：“神至之日，黃水復暴漲，自運河以泊馬頰諸河無不盈堤拍岸，橫溢四出，流潦縱橫，于是運河一線，遂為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賊雖健馬如雲，不得不束手就死。”
在無情天災面前，山東民眾還要面對更為慘烈的人為的滅頂之災。人們意想不到的是，此前為黃河所限不能北驅的捻軍趁機進入魯西南後，遍地的災民迅速集結為各種類型的反清武裝力量，把山東攪得“糜爛無遺”。清政府為了平息民變，屢派重兵赴魯圍剿，這樣，黃患、民變、苛政、兵擾疊加而至，終于把黃河改道帶來的災難發展到了極致。
最近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蔣介石命令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全河又向南流，沿賈魯河、潁河、渦河入淮河。洪水漫流，災民遍野。直到1947年堵复花園口後，黃河才回歸北道，自山東墾利縣入海。
從周定王五年以來的2600多年的時間裡，黃河下游河道經歷了從北到南，又從南再到北的大循環擺動。其中決口、改道不計其數。大體上以孟津為頂點，在北抵天津、南界淮河的這樣一個大三角洲上，都是黃河改道遷徙的范圍。 黃河的變遷，就是中國人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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