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上雲霄 II
當然 9月 8日週日晚上,嗜悲 都有乖乖看了一連兩小時的《衝上雲霄 II》大結局,沒有驚喜全都是預計到,Cool 魔返去當空軍,這點我有保留,要查證一吓有沒有可能 rejoin 這回事!
過去的七月份曾發文:那一套最吸引? 談起 TVB 同時播出三套新電視劇:《衝上雲霄 II》、《師傅明白了》和《步步驚心》,究竟那一套吸引到 嗜悲 呢?答案:國內製作的穿越劇《步步驚心》,不久就再發文:《馬爾泰若曦的逆轉人生》,談《步步驚心》主角 馬爾泰若曦 的人生。
每晚除了一向都有看的 AXN,就專心只看《步步驚心》,再利用週末才在 my TV 追回《衝上雲霄 II》。這個安排我的晚上,還可以處理家中瑣事,包括;煮飯、洗澡、清潔家居等等,再安心看 10時的 AXN 美國電視 series,看完晚間新聞報導後,安坐仔細去看看《步步驚心》,之後便安心去睡覺!
初初看了《衝上雲霄 II》的前三集,沒有《衝 I》的開局時絕對驚喜,Belle 與 阿 Sam 的有緣無份,確令人唏噓感嘆慨嘆,因此要追下去看看二人的發展!今次 Cool魔 與 Holiday 再加 Sam哥,這個組合的 chemistry doesn't work at all,不過趁週日會看餘下埋兩集,看看有否需要繼續看下去。
於是逢週日下午,就繼續看 my TV 《衝上雲霄 II》,第五集的《衝上雲霄 II》,見到眾編劇們把 Chilam 演的所謂 Cool魔醜化,在駕駛艙內質疑正式當上機長的 Sam哥,屢屢用那種下三爛的方式去 query Sam哥的 judgement,他慘被描繪得比街市的潑婦還要無X,又可以說像個比怨婦更加怨婦,真的是難為了 Chilam 去演!
Cool魔 金句
之前 Chilam 建立 Cool 爆的 Captain Ku 的 勁 Cool 形象,完美成績全部被浪費掉廢了,或可以說全(前)功盡廢,簡直是慘不忍睹。再下去看多幾集《衝上雲霄 II》又沒有增加戲味,只有這些《溏心風暴》大婆二奶三奶方程式,那末 嗜悲 就可以安心放心,繼續只收看 AXN 的 TV series 矣!
嗜悲 只顧看《步步驚心》,之後差不多沒在 My TV 追回未看的《衝上雲霄 II》,但是再偶然看一集,又不覺得少看了甚麽這模樣,沒有脫節的感覺 。。。。。。那就更覺得今次的《衝 II》不夠吸引力。就算看完《步步驚心》完結後,嗜悲 想補看返《衝 II》,都是飛掉了 Sam哥 與 Holiday 的段落,Cool 魔的段落更加不看。
嗜悲 只會看 Isaac 與 Summer + 咖啡妹,另外會加看 Coco 和 Jim Jim, 至於 Head 姐 和 阿 Roy 的姊弟戀(子母戀),雖無惡感但也沒有上心,似是點綴用來攪攪笑了過場,多過作為主體故事設實去探討女大男少姊弟戀,嗜悲 覺得是難為了 馬國明 和 江美儀,也浪費了他她們俩的演技,其實阿 Sam 和 何年希 又不像是父女戀嗎?
Isaac 和 Summer 這一對的情路,初時 亦風 害怕 夏晨 貌似嫂嫂 Zoe,會引起哥哥 唐亦琛 對亡妻的痛苦回憶,Summer 懷疑 Isaac 當她嫂嫂來親近,多過是有心追求女友,遇到了阻滯但總算得到通過了瓶頸,後來又因為憐憫有病的 咖啡妹,兩人情路上又再次受到考驗。
胡杏兒 上次演 Zoe 是十年前,Zoe 是愛說話的年輕女人,當年雖然 胡杏兒 演技尚未到家,但是靠諗對白來表達,勉勉強強可以過關。今次除了過場要演回憶中的 Zoe,胡杏兒 要演 夏晨 Summer,是一個寡言的女人,靠的是眼神,facial expression,和 身體語言,嗜悲 覺得經過十年的磨練,胡杏兒 算做出了成績,難怪她也少拍 TVB,可以回去賺人民幣喇。
吳卓羲 演的 Isaac 唐亦風,當然比上次的 唐亦風,多了份深情和體貼,兩次考 Captain 都失諸交臂,又生活在神級阿哥的陰影下,被一個為公而亡私的哥哥監督着,又週旋於兩個女子之間,吳卓羲 確是有明顯的進步,但一泊埋 胡杏兒 比較,就變得矮了一截,但起碼沒有令 嗜悲 感到厭惡。
中後段開始 Isaac 和 Summer 每場戲我都有在 my TV 留意去看,由在法國巴黎的 Shakespeare & Company Bookstore,兩人互相有了感覺,那些無聲勝有聲的交代,真的幾好睇。
Nick,Coco 和 Jim Jim 因為一個未知對錯的決定,卻換成另一個結局:
借肚代友懷孕生子,這個無論在鄰里道德上都充滿矛盾的話題,胡定欣 的 Coco,黃子恆 飾演 Nick 和 羅仲謙 演繹 詹子麟 Jim Jim,可以通過演出,彌定正反兩個方向。
兩個男的:Nick and Jim Jim 一個受到家庭影響決定放棄,一個卻是不畏家庭可能異議,最後兩人修成正果,會見演 Jim Jim 大佬的 林偉得到接納。Coco 的決定幫人生仔,反而幫助到自己,找到一個更適合自己,更愛自己的如意郎君,得失只差一線,好人得到好報,所以喜歡看他她兩人的戲。
好了,回頭再談 Sam哥,Cool魔,和 Holiday 的三角戀,真的平凡得很的三角戀。何年希 因為男友意外死亡一走了之,返來就因為賣男友舊皮褸,結果攬着 Cool魔當作代替品,然後發覺不是那回事就分手了。之後 Holiday 發覺 Sam哥,原來就是在高雄遇見快將要死 Zoe 的丈夫,Zoe 臨死交託 Triangel 成為有緣的象徵。
自幼在單親家庭由母親養大的 何年希,除了崇拜神級機長的 Sam哥,隱隱還存在一股戀父的情義,Sam哥的嚴格訓練希望 Holiday 能通過考試測驗,何年希雖有些反感,但更加引發出嚴父的影子,缺少了父愛的 Holiday,可以從 Sam哥處感受得到,一種嚴格中附帶着愛的輸出,那是 Cool魔無法給予的。
一男兩女:夏晨,咖啡妹,加 亦風;兩男一女:Nick,Jim Jim,加 Coco,都有戲,而且橋段都比較破格,不是舊模樣。但是 Sam哥 Cool魔 加 Holiday 這三人兜兜轉轉,嗜悲 總卻覺得毫無高潮位,並一早認定 Holiday 最終都是會情歸 Sam哥,是最沒有驚喜的一段,但這才是全劇的主線,出來效果卻令人失望。
Sam Vincent and Belle
比起《衝上雲霄 I》,阿Sam 和 Belle 的有緣無份,失去的女友再見時已是朋友妻,等到 Belle 明白到原來是誤會了阿 Sam 而失去好姻緣,是何等的失望。又碰巧 Belle 老公死於非命,但可惜緣份一去就沒有得回頭,阿 Sam 身邊已經多了一位 Zoe,沒理由去拆散人家自己去獨取,結果無奈地未能再續前緣,看得觀眾們肉緊又唏噓。
今次,演 Sam哥的 吳鎮宇 當然有幾場好戲交足功課,但不解也沒有交代為何,Zoe 死後阿 Sam沒有去找 Belle。等到由接受 米雪 演的 Manna姐 托孤,要他代為照顧世侄女 Holiday,結果把世侄女女友化,但是 Sam 和 Holiday 的情路,欠缺了火花實在太過平淡了,Cool魔出現不存任何威脅。正如上面所說:何年希有戀父情義結,阿Sam 何嘗不是也有揍女情義結。
Cool魔 除了開場幾集有些神采,以後就是得個怨婦 Look,事業和愛情都給 Sam哥比下去,最後還要死纏爛打去死追 Holiday 添!Chi Lam 在娛樂新聞投訴戲份被剪,聽說他在微博登出一張眼有淚光照片,又加上:『顧夏陽 。。。。。你真可憐!』最後又要顧存大局,特登出來澄清一番,說連自己都太過投入,云云!
Sam and Zoe
結論:《衝上雲霄 II》錯過沒損失,只屬支線的:一男兩女:夏晨,咖啡妹,加 亦風;兩男一女:Nick,Jim Jim,加 Coco,只可算是不錯的點綴。但擔正主線的:Sam哥,Cool魔,加 Holiday 這三人組,一句 “乏味”! 可能珠玉在前阿 Sam,Belle,Vincent 三人的曲折關係,再加上 Zoe 的加入,Zoe 想撮合 Sam 和 Belle,結果 Zoe 自己加入了,三角戀變成四角戀,這個安排實在令人難忘,唏噓,無奈,更令《衝上雲霄 II》就變得淡而無味了!
後記:
週四晚回老家飯聚,跟母親的話題當然少不了談《衝 II》的結局。這也是為何 嗜悲 甘願,雖然乏味仍然繼續看的原因,難得母親大人和我都持着一樣意見,覺得最好看的一對都是 夏晨 Summer 和 亦風 Isaac 也合襯,比起主線的 阿Sam,Cool魔,何年希 好看得多,哈哈哈哈哈!
伸延閱覽:
衝上雲霄 II 維基百科
衝上雲霄 II TVB.com
衝上雲霄 II 預告片 Youtube
我的舊文:
那一套最吸引?
馬爾泰若曦的逆轉人生
Burn the midnight oil 啃《步步驚心》小說
衝上雲霄 I
怎去分辯 真 Real Genuine 偽 Fake Counterfeit 眼見都未為真。 合法 依法 Legitimate 是否必然包含:公平 公正 和 公義 呢? The wise speaks when he has something to say. The fool speaks when he has to say something 。 。 。 。 。 。。。。。。 一個沒有內涵的小男人﹐顧名 "the inner space".
瘋人瘋語
「我離港前到過一間精神科醫院。當時有位病人禮貌地問,一個以作為世上最悠久民主政體而自傲的國家,如何能夠將此地交給一個政治制度非常不同的國家,且既沒諮詢當地公民,又沒給予他們民主的前景,好讓他們捍衞自己的將來。一個隨行同事說,奇怪,香港提出最理智問題的人,竟在精神科醫院。」彭定康 金融時報 “During a visit to a mental hospital before I left Hong Kong, a patient politely asked me how a country that prided itself on being the oldest democracy in the world had come to be handing over his city to another country with a very different system of government, without either consulting the citizens or giving them the prospect of democracy to safeguard their future. Strange, said one of my aides, that the man with the sanest question in Hong Kong is in a mental hospital.”Chris Patten Financi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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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13, 2013
Wednesday, September 11, 2013
渡日年餘(附:後記)
渡日年餘(附:後記)
首先今天又是 911
為死者哀悼,並向家屬們致與慰問!
去年九月 嗜悲 去了東京一轉,匆匆歲月無痕,經已又剛剛過了一年! 往日有一段幾年的時間,嗜悲 會一年去多次日本公幹,甚至作過短期逗留,返工的日子一至五,住在酒店房間,每朝早都看 NHK 短短十五分鐘的 ”晨早劇場“,晚上則看 ”大河劇場“,週末則一定出外郊遊。
平日一個人住在酒店房間內,晚上於悶極之時,會收看 NHK 的”演歌“表演節目,因為我能看得懂 ”平假名“ 和略懂 ”片假名“,當熒幕登出歌詞時(都以小字加在 ”漢字“ 上面的平假名),可以跟得上一起唱,兼且有漢字,就可以看得懂,歌詞大致是說甚麽的。
唱歌的,不一定是大名鼎鼎的演歌紅星,有時是業餘的歌唱者,有時是歌迷會聚會,也有參加”演歌“比賽的新秀,但到尾多會請一位職業歌手,唱唱壓軸,令到節目進入高潮。
除了靠食物的色香味,最能引起人去回憶就是歌曲和音樂 。。。。。。。聽演歌!
千昌夫 的 北国の春
在港臺 有 國語翻唱:榕樹下 和 粵語翻唱:故鄉的雨
鄧麗君 的 北國の春 日文版 加中間的一段 國語版
當然有 北島三郎 老牌演歌老前輩不能少
還有 坂本冬美 好歌連場
火の国の女、夜桜お七 。。。。。。。
當年常到日本旅行,我的日文只限於,食物『落單』,景點『問路』,坐車『訂票』,『投棧』問價,『搵坑』方便,等等。 要知道新聞和世界上發生了乜嘢事,就靠每晚睇 ”真正嘉奈“小姐,每晚在 NHK 的英語新聞報導了。
可惜在 你喉 上找不到 真正嘉奈 的片段,讓各位看看當年說英語的 Karuna Shinsho,聽聽她的發音是否標準。後來傳聞 真正嘉奈 和 李澤楷 拍拖,就轉了去 CNN 當 enchor 主播。
上次 嗜悲 寫:用食物幫助回憶 ,說有個下午吃羊羹,口中喉嚨仍然殘留着羊羹過甜的餘韻,腦海中翻起多年來,去日本公幹和浪遊,遇到碰到見到的 人、事、和 物,一幕一幕的畫面不斷換轉,又記得吃 壽喜燒 司蓋亞蓋 sukiyaki すき焼き,也是甜到飛起,雖云往事只能回味,但卻是點點滴滴在心頭!
另外,嗜悲 喜愛 Sports,可惜當年日本足球 J-League 剛剛過了萌芽期,外國退休後的大牌球星,來日本撐場時期也過了。青黃不接,單單靠的是日本企業注資,土產教練裁判員和球員自力更生,經過多年後的今天,才進入收成期,成為亞洲足球強國第一位。
當年的 J-League 未成熟前,棒球 Baseball 是日本最多人觀賞的運動,日本人叫作:野球,除了職業的 野球賽,出了幾位巨星:鈴木一朗 Ichiro Suzuki,松坂大輔 Daisuke Matsuzaka,等等,被北美的 MLB 挖了去打球外,但 嗜悲 最記得是每年一度夏天的高校野球總決賽,在《阪神甲子園》舉行。
若趁巧夏季到東京分店查賬,見到東京 Branch 的同事們,在食堂的電視機旁圍著看比賽的直播,緊張度不下職業野球的冠軍爭奪戰。
今年 嗜悲 都有 Follow,結果決賽是:延岡学園 對 前橋育英。
最後 延岡 3-4 前橋 前橋育英 得到冠軍,是第一次奪冠,稱:初優勝。
上面的 Youtube 精華所在,延岡 一擊即中連取 3分領先,前橋 臨危不亂,不慌不忙逐分追上來,第九局尾 前橋 主投,力壓 延岡 的重砲,保着 4-3 的領先,最後勝出取得冠軍,後來居上精彩。
此外 嗜悲 當年住在酒店晚上閒著,若沒有電視劇或野球看,碰上每年六次在全國不同場所舉行的《日本相撲協會 ~ 大相撲》就必看。當年的橫綱就是 貴乃花光司,即是曾與女優 宮澤理惠 訂婚的 貴花田,可惜 兩人最終沒法成為夫婦,他有位兄長 若花田,成為橫綱後進名 若乃花 勝。
上次 嗜悲 閑遊東京,就是剛巧碰上在東京両國國技館舉行大相撲,日馬富士 70代的橫綱勝出,可惜今年受到傷患影響大失水準。橫綱 白鵬(蒙古) 2013年卻回勇,連奪 3次冠軍三連霸,也是 26度奪冠。
日馬富士 還是 大關 時對 白鵬(橫綱)的一場比賽,較矮的一位就是 日馬富士(來自蒙古),勝了就晉升為橫綱第 70代。
日本大相撲 每年在全國各地共舉辦 6個比賽系列
一月場所 東京國技館
三月場所 大阪府立體育會館 (關西)
五月場所 東京國技館
七月場所 愛知縣體育館 (名古屋)
九月場所 東京國技館
十一月場所 福岡國際センター (九州)
有機會談談:《兩舊肉山的搏鬥》!
Those were the Good Old Days!
後記:
上一篇文談《藁之楯》趁機就大罵日本仔,今一篇就講懷念去年 “渡日”,東渡東瀛扶桑之國,懷緬過去常到日本公幹之餘的生活,嗜悲 並不是思覺失調人格分裂。
這是好簡單,每個國家都有好人有壞人,嗜悲 的日本友人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嗜悲 也常鬧美國的霸權主義,難道我和已經入籍的舅舅一家都要鬧不和?美國國內都有不同意見。我工作上合作多年的舊拍檔 布魯圖 是美國籍,他娶了香港太太生下布仔布女,前幾年被派到星加坡掌管全個 Operations Department,但是去年底為了接手老父在威斯康辛州的家族生意,最後決定帶埋老婆仔女返了去,冬天冷得像雪櫃的 Wisconsin 老家。
美國也有好人壞人,嗜悲 願意接受邀請,有機會就去去威斯康辛州,Milwaukee 市外圍的小鎮,探探我這位老友一家,也趁此次機會,再展開我的自駕遊之樂,還想去 Green Bay 綠灣,觀看一場 Green Bay Packers 綠灣包裝工的美式足球比賽!
我的舊文:
懷念 鄧麗君
日本的演歌
真正嘉奈
羊羹 ようかん
用食物幫助回憶
狗狗也移民
閑遊東京 1 to 8
首先今天又是 911
為死者哀悼,並向家屬們致與慰問!
去年九月 嗜悲 去了東京一轉,匆匆歲月無痕,經已又剛剛過了一年! 往日有一段幾年的時間,嗜悲 會一年去多次日本公幹,甚至作過短期逗留,返工的日子一至五,住在酒店房間,每朝早都看 NHK 短短十五分鐘的 ”晨早劇場“,晚上則看 ”大河劇場“,週末則一定出外郊遊。
平日一個人住在酒店房間內,晚上於悶極之時,會收看 NHK 的”演歌“表演節目,因為我能看得懂 ”平假名“ 和略懂 ”片假名“,當熒幕登出歌詞時(都以小字加在 ”漢字“ 上面的平假名),可以跟得上一起唱,兼且有漢字,就可以看得懂,歌詞大致是說甚麽的。
唱歌的,不一定是大名鼎鼎的演歌紅星,有時是業餘的歌唱者,有時是歌迷會聚會,也有參加”演歌“比賽的新秀,但到尾多會請一位職業歌手,唱唱壓軸,令到節目進入高潮。
除了靠食物的色香味,最能引起人去回憶就是歌曲和音樂 。。。。。。。聽演歌!
千昌夫 的 北国の春
在港臺 有 國語翻唱:榕樹下 和 粵語翻唱:故鄉的雨
鄧麗君 的 北國の春 日文版 加中間的一段 國語版
當然有 北島三郎 老牌演歌老前輩不能少
還有 坂本冬美 好歌連場
火の国の女、夜桜お七 。。。。。。。
當年常到日本旅行,我的日文只限於,食物『落單』,景點『問路』,坐車『訂票』,『投棧』問價,『搵坑』方便,等等。 要知道新聞和世界上發生了乜嘢事,就靠每晚睇 ”真正嘉奈“小姐,每晚在 NHK 的英語新聞報導了。
可惜在 你喉 上找不到 真正嘉奈 的片段,讓各位看看當年說英語的 Karuna Shinsho,聽聽她的發音是否標準。後來傳聞 真正嘉奈 和 李澤楷 拍拖,就轉了去 CNN 當 enchor 主播。
上次 嗜悲 寫:用食物幫助回憶 ,說有個下午吃羊羹,口中喉嚨仍然殘留着羊羹過甜的餘韻,腦海中翻起多年來,去日本公幹和浪遊,遇到碰到見到的 人、事、和 物,一幕一幕的畫面不斷換轉,又記得吃 壽喜燒 司蓋亞蓋 sukiyaki すき焼き,也是甜到飛起,雖云往事只能回味,但卻是點點滴滴在心頭!
另外,嗜悲 喜愛 Sports,可惜當年日本足球 J-League 剛剛過了萌芽期,外國退休後的大牌球星,來日本撐場時期也過了。青黃不接,單單靠的是日本企業注資,土產教練裁判員和球員自力更生,經過多年後的今天,才進入收成期,成為亞洲足球強國第一位。
當年的 J-League 未成熟前,棒球 Baseball 是日本最多人觀賞的運動,日本人叫作:野球,除了職業的 野球賽,出了幾位巨星:鈴木一朗 Ichiro Suzuki,松坂大輔 Daisuke Matsuzaka,等等,被北美的 MLB 挖了去打球外,但 嗜悲 最記得是每年一度夏天的高校野球總決賽,在《阪神甲子園》舉行。
若趁巧夏季到東京分店查賬,見到東京 Branch 的同事們,在食堂的電視機旁圍著看比賽的直播,緊張度不下職業野球的冠軍爭奪戰。
今年 嗜悲 都有 Follow,結果決賽是:延岡学園 對 前橋育英。
最後 延岡 3-4 前橋 前橋育英 得到冠軍,是第一次奪冠,稱:初優勝。
上面的 Youtube 精華所在,延岡 一擊即中連取 3分領先,前橋 臨危不亂,不慌不忙逐分追上來,第九局尾 前橋 主投,力壓 延岡 的重砲,保着 4-3 的領先,最後勝出取得冠軍,後來居上精彩。
此外 嗜悲 當年住在酒店晚上閒著,若沒有電視劇或野球看,碰上每年六次在全國不同場所舉行的《日本相撲協會 ~ 大相撲》就必看。當年的橫綱就是 貴乃花光司,即是曾與女優 宮澤理惠 訂婚的 貴花田,可惜 兩人最終沒法成為夫婦,他有位兄長 若花田,成為橫綱後進名 若乃花 勝。
上次 嗜悲 閑遊東京,就是剛巧碰上在東京両國國技館舉行大相撲,日馬富士 70代的橫綱勝出,可惜今年受到傷患影響大失水準。橫綱 白鵬(蒙古) 2013年卻回勇,連奪 3次冠軍三連霸,也是 26度奪冠。
日馬富士 還是 大關 時對 白鵬(橫綱)的一場比賽,較矮的一位就是 日馬富士(來自蒙古),勝了就晉升為橫綱第 70代。
日本大相撲 每年在全國各地共舉辦 6個比賽系列
一月場所 東京國技館
三月場所 大阪府立體育會館 (關西)
五月場所 東京國技館
七月場所 愛知縣體育館 (名古屋)
九月場所 東京國技館
十一月場所 福岡國際センター (九州)
有機會談談:《兩舊肉山的搏鬥》!
Those were the Good Old Days!
後記:
上一篇文談《藁之楯》趁機就大罵日本仔,今一篇就講懷念去年 “渡日”,東渡東瀛扶桑之國,懷緬過去常到日本公幹之餘的生活,嗜悲 並不是思覺失調人格分裂。
這是好簡單,每個國家都有好人有壞人,嗜悲 的日本友人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嗜悲 也常鬧美國的霸權主義,難道我和已經入籍的舅舅一家都要鬧不和?美國國內都有不同意見。我工作上合作多年的舊拍檔 布魯圖 是美國籍,他娶了香港太太生下布仔布女,前幾年被派到星加坡掌管全個 Operations Department,但是去年底為了接手老父在威斯康辛州的家族生意,最後決定帶埋老婆仔女返了去,冬天冷得像雪櫃的 Wisconsin 老家。
美國也有好人壞人,嗜悲 願意接受邀請,有機會就去去威斯康辛州,Milwaukee 市外圍的小鎮,探探我這位老友一家,也趁此次機會,再展開我的自駕遊之樂,還想去 Green Bay 綠灣,觀看一場 Green Bay Packers 綠灣包裝工的美式足球比賽!
我的舊文:
懷念 鄧麗君
日本的演歌
真正嘉奈
羊羹 ようかん
用食物幫助回憶
狗狗也移民
閑遊東京 1 to 8
Monday, September 09, 2013
藁の楯 = 10億懸賞追殺令——三池崇史 利用人性陰暗面公開大手淫
藁の楯 = 10億懸賞追殺令
—— 三池崇史 利用人性陰暗面公開大手淫
首先,標題用了礙眼的形容辭,那是我當時給監督 三池崇史 的即時評語,若有冒犯務請寬恕小弟粗憋!(增寫了後記可以一讀)
另外還要抱怨週末全港島區,竟然真的 沒有港島戲院放映《藁の楯》,嗜悲 這個香港仔,為了看這部電影需要長途跋涉,去到九龍區的戲院看,有冇可能會是港島區的戲院集體杯葛,不肯放映這變態的《藁の楯》呢?
事源年初 嗜悲 閱讀日文電影介紹 movie.goo.ne.jp,曾經發文:藁の楯/ 藁之楯,談談 三池崇史 的作品:藁の楯(日文:藁の楯 わらのたて WARA NO TATE)。八月尾終於見到有發行商,買來在香港公映,港譯:《10億懸賞追殺令》,這個譯名比較直接,但欠缺了《藁の楯》原著小說的 subtle meaning 稻草之盾,嗜悲 估計 9月 5日在香港只有限量戲院上映,真的不幸而言中,嗜悲 想着好歹都去看看吧!
【明報專訊】警察代表正義,日本「怪雞導演」三池崇史新作《10億懸賞追殺令》卻是講述特警拚死保護殺人犯出庭受審的爭議性故事,究竟法律面前真的人人平等?抑或血債血償以彰顯正義來得實際?我只知道如果這是一部港產片,扮演警察的主角肯定會被批評「選擇性執法」吧?
《10億懸賞追殺令》改編自日本作家木內一裕小說《稻草之盾》,由擅於表現暴力美學的多產導演三池崇史執導,去年在日劇界叱咤風雲的《仁醫》大澤隆夫和《女管家三田》松嶋菜菜子主演,加上《死亡筆記》新婚型男藤原龍也扮演變態性罪犯,台前幕後陣容強勁,入圍第 66屆康城影展絕不令人意外。
曾經憑《一命》及《愛與誠》進軍康城的三池崇史,新作《10億懸賞追殺令》摒棄過去血腥、暴力、色情「大平賣」的傳統,而是透過警方押解疑犯到東京審訊的驚險過程,不斷反思究竟遵守法律重要?抑或伸張正義更重要的課題。
受害者家屬買兇殺疑犯
故事講述藤原龍也涉嫌姦殺了日本金融界鉅子山崎努的 7歲孫女,後者盛怒下,竟漠視法紀,公然懸紅 10億日圓(約 8000萬港元)買兇殺死疑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國民變身賞金獵人,無論是普通市民、醫護人員,甚至警隊上下,紛紛加入暗殺行列,令到臨危受命護送疑犯出庭的特別保護要人特警(SP)大澤隆夫和松嶋菜菜子疲於奔命,從福岡到東京的押送過程,亦演變成1200公里的地獄長征。
身為特警,便有責任替目標人物抵擋刀劍子彈,令對方全身而退,因此戲中大澤及松嶋聽得最多的對白,便是:「為什麼你們要保護這個(藤原龍也)人渣?」「為何你們要當這禽獸的人肉盾牌?」
誠如三池導演所言:「我沒有說過要探討警方的責任與義務,只是想分析人類最普通的心理,無論是警察抑或犯人,都有善惡愛恨,也有私人生活,有父母有子女,就像普通人一樣。」不難想像電影結局死傷慘重,主角為了維護法紀,誓死完成任務。如果此片交由荷李活導演處理,影評人便會譏為大美國主義,其實放諸日本,何嘗不是一部符合主旋律的愛國電影?
除了故事具爭議性,導演在處理動作場面亦極為誇張,例如在高速公路押送疑犯一幕,出動過百輛警車、救護車及運輸車充塞路面,最後更發生大爆炸,雖然影像震撼,卻被評為失實;日本新幹線拒絕借出列車拍攝,導演於是拉隊到台灣,把高鐵改頭換面充當子彈火車,這一着則顯出導演的靈活變通,心思值得一讚。
松嶋菜菜子近素顏上陣
電影另一變通之處,正是松嶋菜菜子原著角色並非單親媽媽,導演為了令女角性格更加豐富而立體,於是適當刪改,為配合角色,戲中她幾乎素顏上陣,一對黑眼圈更呼之欲出,造型真實得來頗嚇人,相比她穿著露肩晚裝亮相康城影展紅地氈的明艷照人,形成強烈對比。
相比之下,6年前曾跟松嶋在電影《眉山》合作的大澤隆夫,雖然戲分較重,角色描寫卻不夠女方深刻,甚至被奸角藤原龍也搶盡風頭,後者的存在彷彿就是一面照妖鏡,把人性的貪婪醜惡完全表露無遺,至於他的角色更是一頭不折不扣的人間惡魔,姦殺女孩被捕後仍想繼續犯案,出庭受審依然毫無悔意,藤原演來入形入格,絕對比大澤只懂高呼正義的木訥表情吸引百倍。
監督(導演):
三池崇史
演員:
責押送疑犯 5人組
大沢たかお 飾演 銘苅一基 (苅 漢語:yì 解作:cut off, reap, mow.)
警視廳警備部警護課警護第 4係 保護證人組 妻子被醉駕撞死
松嶋菜々子 飾演 白岩篤子
警視廳警備部警護課警護第 3係 保護證人組 單親媽媽有個兒子在家
岸谷五朗 飾演 奧村武
警視廳刑事部捜査第一課の刑事 中年差佬被收買暴露行踪
永山絢斗 飾演 神箸正樹
警視廳刑事部捜査第一課の刑事 年輕有為有個年老母親
伊武雅刀 飾演 関谷賢示
福岡縣警刑事部捜査一課 老差骨有一個與受害女童年齡相若的孫女
元兇
藤原竜也 飾演 清丸国秀
戀童癖疑犯 剛坐完監再犯第二次姦殺七歲女童
懸賞者
山崎努 飾演 蜷川隆興
大財閥 孫女被姦殺 懸紅 10億円揾人殺死疑犯
故事大綱:
【明報專訊】權傾日本政經界的蜷川隆興驚聞 7歲孫女慘遭毒手,眼見警方無能,兇手逍遙法外,為替孫女報仇,私下懸紅 10億日圓(約 8000萬港元)緝兇,全國人民隨即加入瘋狂追殺行動。疑犯清丸國秀走投無路,被迫到福岡警局自首。
為了把犯人平安移送東京受審,警方派出 5名特警沿途護送。48小時內,他們將與逾億國民,甚至警隊及醫護人員為敵,最終能否把清丸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
這段片先談 劉嘉玲 的電影,才到談《藁の楯》要耐心等等。
電影中 松島 近附零化裝也可能是化老裝 到康城影展 松島 明艷照人 分別之大可見化裝品對女人的大功效
據聞《藁の楯》在 康城影展 不受歡迎而且劣評如潮,日本新幹線公司竟然並不支持,不容許借出車廂實景拍攝,劇組唯有移師台南,利用台灣高鐵代替。
嗜悲 一向愛扒逆水,廣大觀眾的不喜歡,不代表不好看嘛,只是不合主流品味啫。九月五日在香港有限戲院公映,嗜悲 若要去看來必須行遠些,去九龍戲院看!
哈哈哈!怎知兩項皆不幸而言中,雖云 三池崇史 已經收斂了,這部電影仍然真的很變態,嗜悲 若不是念着,老遠走到九龍區去看,又付足了正價票價,不想餂大本才忍耐堅持着,看到 “終” ending credits,這是抱怨二!
日本預告篇
故事:
故事大綱已經在上面提及過,嗜悲 略略多寫一些細節 。。。。。。。但不會涉及導演的變態表達手法。
電影未開始 嗜悲 就先有了疑問,為何不用飛機來解送疑犯呢?用私人飛機來護送快捷得多,而且追殺令 10億日元的賞格,領賞者也要多費心思在起飛和降落後才進行追殺,若在空中除了出動戰闘機襲擊,在地上發射飛彈導彈,或是藏個計時炸彈在飛機上爆炸,否則只有等到落地才有機會,危險度減低了不少。
若想說警察五人解送隊伍中,也有人想殺死疑犯領取賞金,在飛機上行事連自己都要犯險,比用新幹線車廂來解犯人,怎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所以電影必須要給予一個合理的理由,為何棄飛機而選新幹線,嗜悲 祈望有做解釋,否則就是多此一舉。
好了,電影開場 。。。。。。。。10億円贈與成功殺死疑犯 清丸國秀,原來不成功者但必要是見報者,都有 1億円賞金,蜷川是要 wear down 消弭負責押送的 5人組闘志和士氣。
還未開始起解,就經已有警察想賺賞取金,企圖把還在關禁中的 清丸國秀 殺死,受了傷的 清丸國秀 在接受醫護人員療傷時,又有護士把針藥換成毒藥要殺 清丸國秀 去領賞金。押送 5人組未出發,已經面對着草木皆殺手,都不知誰可以相信?五個人都互相猜忌!
到開始押解,第一個關口,就是航空公司的地勤維修員工,刻意破壞本來預備押送用的飛機,令到飛機可以墮毀去領賞。隻隻飛機不能用了,唯有出動警車陣 convoy 用陸路,又故布疑陣讓企圖領賞者,不知疑犯 清丸國秀 坐在那一輛警車上。
但目標卻很快就暴露了並上了網(有內奸),一輛巨型運油車衝上公路,見車撞車逢人撞人遇佛殺佛,直趨載着 清丸國秀 的囚車,神箸正樹 開槍阻延來車,白岩篤子 開倒車避開,最後運油車司機引爆,剛剛巧不中囚車,險!
跟着又有兩個穿警察制服領賞者衝過來,打開囚車門就亂槍掃射,銘苅一基 為 清丸國秀 擋子彈,幸好穿有避彈衣不死,公路被人群阻塞企圖領賞。銘苅一基 決定改乘新幹線列車,暗中在北九州駅登上新幹線列車,但是車廂目標又暴露了並上了網(有內奸)。
突然一群懷槍的領賞者,衝入押解用的車廂,就發生了槍戰,一輪 Bang Bang Bang 後,領賞者全部倒下,但是 神箸正樹 被發覺也不幸中槍,並且流血不止。
唯有在兵庫縣相生駅停車,急召醫護來搶救受槍傷的 神箸正樹,但為了防範隊伍中潛伏領賞者,各人步步為營互相猜忌,及後清理被槍殺的令賞者完畢,可惜年輕的 神箸正樹 失血過多死去,臨死前要求關照他的年老母親,為甚麽要為保護 清丸國秀 而死呢?!
既然暴露了列車,用來掩護的乘客沒有作用了,就讓其他車廂乘客撤退,列車需要多停留在相生駅長些時間,卻突然來了個痴線佬,拿着尖刀捉着一個女童乘客,威脅要用來交換 清丸國秀,否則殺死女童云云。老差骨 関谷賢示 屢勸無效,為救女童最後槍殺了痴線佬,但卻就立刻要退出押送隊伍。
銘苅一基 和 奧村武 決定不撤離列車,並命令車長繼續直奔東京,安全經過了京都和名古屋,在靜岡縣離東京還有 90分鐘車程,列車突然急剎車,原來有人預先在七公哩外,放下了障礙物在路軌上,需要長時間去清理,那末押送隊唯有棄子彈火車繼續行程。
銘苅一基、白岩篤子、奧村武 押着 清丸 步行繼續往東京進發(這點 嗜悲 覺得極不合理),但是途中又被發現目標又暴露了並上了網(有內奸),最後 發現原來中年差佬 奧村武,接受了 蜷川 的特別賞金,在體內植入跟踪晶片,他沒有參與殺人,但卻不斷引來領賞者,那就只好把 奧村 用手鐐鎖好,留下給警察們處理,銘苅 和 白岩 兩人繼續押解 清丸 上路。
但在一個村落休息時,白岩 不慎被 清丸 走掉遍找不及,清丸國秀 來到一間村屋有個小女孩正在午睡 。。。。。。變態患有戀童癖的 清丸 開始壓抑不住內心的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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蜷川 突然 來電給 銘苅,企圖說服他殺了 清丸 拿賞金,並加碼到 30億円,白岩 分心聽着對話,就被 清丸 從後襲擊昏倒,清丸 奪去手槍向 白岩 射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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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苅 獨自一人 押解 清丸 抵達東京,準備交予東京的警察接手,就在這時 蜷川 竟然突破警方的包圍,怎麼可能會出現眼前,皆因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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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導演)三池崇史,安排 清丸國秀 臨尾,在法庭被宣判死刑後,說了一段話獨白,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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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結局如何, 嗜悲 會在落畫後,把漏了的寫出 in green,相信會是很快。
香港預告片有中英文字幕
我見:
日本人 木內一裕 寫出小說,三池崇史 把它拍成電影化成影像,嗜悲 被誤導看了這部變態電影,不想為變態之物多談爾。並在此告誡諸位,除非你也是有着日式的變態,需要這方面的官能刺激產生快感,那就去看《藁の楯》,否則不須理會它!
導演打着研討人性旗號,就對殺人疑犯應否受到保護,直到法庭定罪才是該殺,但卻是不斷販賣人性的黑暗面,扭曲人性證明人性本惡,沒有最黑只有更黑。就像日本人不肯承認侵華侵略東南亞,勞役別國人民,強擄婦女當慰安婦,實為了一己之私,美化叫作:東亞共榮圈。
日本戰後沒有向被侵略國家正式道歉,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談話只說會反省,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館,只稱日本人是受害者,沒有把為何因為侵略別國的罪行,最終受到應有的懲罰,日本的人民在戰爭中死亡,軍國主義膨漲才是元兇。日本既沒有正式道歉, 68年後的 2013年,又企圖修改《和平憲法》,為軍國主義復辟鋪路。
日本人常把死亡美化得很淒美,日本人愛歌頌「死亡的美學」,在深山,在河谷,在雪地上,在懸崖邊,有單獨自殺者,有集體自殺者,死在幽美環境,像詩的一般悽美。又例如:切腹血濺白袍像朵大紅花,神風撞起一團高高美哉的火焰,還有幾年前的電影《禮儀師的奏鳴曲》,把死亡稱為:旅程NK歸途!
電影的監督(導演)三池崇史,安排 清丸國秀 臨尾,在法庭被宣判死刑後,說了一段獨白講了兩個歪理。三池 是想借 清丸國秀 之口,企圖美化日本人扭曲變態的人性,推卸責任自稱是受害者嗎?又想代表着日本人對侵略別國的劣行,毫無悔意也支持不用道歉嗎?
三池崇史 利用人性的陰暗面當眾大手淫,今次 嗜悲 錯誤去了看後悔不已,之後凡有 三池崇史 可以不看!
後記:
AM730 9月 10日 光影人文館:《10億懸賞追殺令》~捍衛法治的道德界線
嗜悲 在下面寫了些意見。
【am730專欄】多產導演三池崇史新作不再以血腥暴力掛帥,《10億懸賞追殺令》是一部探討人性醜惡、社會公義和法治精神的嚴肅懸疑片,但影評人似乎對導演這次轉型不太受落,看該片5月份在康城首映時引來的劣評便可見一斑。
「為甚麼警方要保護這個人渣?」是戲中最常出現的對白,事關故事講述一名7歲女孩被殘殺,她的祖父懸紅10億日圓緝兇,全國人民因而對疑犯展開瘋狂的追殺行動,以大澤隆夫為首的5名特警,奉命將疑犯由福岡押送到東京受審,他們為了完成使命,不惜與民為敵,拚死保護疑犯。
追求工作榮譽時的人性泯滅
同樣為了捍衛法治而以一敵眾的英雄式設定,Gregory Peck在《怪屋疑雲》(To Kill a Mockingbird,1962)內飾演的律師,因為替被誣告強姦的黑人辯護,而遭到村民恐嚇和敵視,其申張正義、不畏強權的形象卻比大澤隆夫飾演的特警深刻和立體得多,Gregory Peck的正義感源於他的良知和深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但大澤隆夫拚死押送疑犯,並不是基於認同大魔頭同樣擁有公平的審訊權,而是因為他視這次任務為維護警隊尊嚴的光榮之戰。因為過往的慘痛經歷,他在個人情感上,是相當痛恨犯法而又不知悔改的人,卻偏偏要替這樣的人當人肉盾牌,但他仍能放下仇恨,最終完成任務為警隊爭光。
他誓死效忠警隊的敬業精神固然崇高可貴,但卻帶有強烈的「去人性化」(dehumanize)之感,整個押送過程,完全沒有半點他的個人情感和道德判斷,他就猶如一台高呼「為國家服務是無上光榮」的機器。他亦極像賽馬場上全速向終點衝刺的馬匹,策騎的當然是他所服從的警隊高層。
押送期間,一名持刀男子以女童作人質,要脅警方若不交出疑犯,便會殺死女孩。面對兩難的局面,一直滿腔正義的大澤隆夫竟說:「這不是我們的工作。」原來當他執行跟警隊聲譽攸關的「重要任務」時,可以連基本保障市民安全的責任也丟棄,甚至連作為一個人應有的人性也泯滅!如果他的角色象徵正義和捍衛法治,這種選擇性執法和對正義的理解實在教人失望。
角色欠說服力、設定欠懸念
戲中最欠缺說服力的角色可算是松嶋菜菜子飾演的特警了,甫開場,她被形容為捉賊強、槍法好兼精通多國語言的優秀警員,可是,其優秀性卻完全無法反映於其後的情節內。她先後兩次讓高度危險的疑犯逃脫,使他差點有機會再次犯案,連看守疑犯的基本工作也做不好,還可說服觀眾她是優秀的精銳特警嗎?
面對情緒崩潰的疑犯,她竟一臉憐憫和無助地問大澤隆夫:「怎麼辦?」電影前段塑造的強悍和剛烈形象頓時消失,這種性格上的不連貫實在突兀和可笑。
而電影一早將藤原龍也飾演的疑犯,設定為面目可憎、人人得而誅之的變態性罪犯,亦大大減低了電影的思考空間和層次,對於他是否罪有應得可謂毫無懸念。在如此絕對的前設下,該片的重點顯然是讓觀眾集中去看這個人渣如何被全城瘋狂追殺,而當中展開的槍戰、追逐、動作和爆炸場面是否緊張刺激,相信才是導演最關心的事。
大澤隆夫的角色是戲中的英雄人物,其角色塑造卻只流於「精忠報國」的愛國情懷,因此無法反映他在個人層面上的內心掙扎和矛盾,而其他角色的性格和人物建構不是過於單薄,就是非黑即白的正邪對立。在欠缺人性化的複雜描繪下,該片在探討人性善惡的思辨、人治與法治的道德界線時,顯得過於表面和空洞。
金巴利
金巴利 上面提出 銘苅一基 和 白岩篤子 都是不稱職,可能 金先生 漏看了一小段關鍵處。保護證人組組長派出兩人肩負押送 清丸國秀,對對對!表面兩人都是組內的精英,但是負責派人的上司,都經已被 蜷川隆興 收買了,在挑選兩人早知道兩人的背景,因此兩人是《藁の楯》= 稻草之盾,絕不是不是堅硬的盾牌,因為兩人對今次事件都有本身的心理缺堪。
銘苅一基 的妻子是被醉駕者撞死的,而且是一個曾經因為醉駕入獄的,剛剛釋放出來又再醉駕撞死人,情況就和 清丸國秀 類同,坐完監一出來又姦殺小女孩,銘苅一基 最有機會是第一個崩潰 give in,他會是一塊《藁の楯》。
而 白岩篤子 是個單親母親,在家中有個兒子等着她回來做晚飯,本來乘飛機來回福岡一天就完成,但因為不能搭飛機轉乘新幹線,但也應該只會是晚一點才返抵東京。因此她在押送途中,還不忘用手機傳短訊給兒子,說今晚會晚一點回來做飯,她想早點收工,因此她其實也是塊《藁の楯》。
上司其實暗中早造了手腳,為押送疑犯 清丸國秀 途中埋下了暗湧,導演透過一次上司接到不知名的人打電話來,估計是 蜷川隆興,投訴為何那麼久還未殺到 清丸國秀,這位上司他急急跑出本部,到了後樓梯才敢談話,他說連他都不明白為何,他派出的兩人為何可以堅持到那麼久!?
影評人 金巴利 又指《10億》過於表面和空洞,予覺得這是因為 三池崇史 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片末 清丸國秀 的一段獨白才是 三池崇史 為整體作的 conclusion !!!
後後記:
十二月份路過影碟鋪,見到《藁之盾》出了 DVD,售價出奇的減至 HK$89,但 嗜悲 只是拿上手看看,find out 有沒有加送甚麽:被刪剪片段,還有就是拍攝花絮,etc etc 等等。而且這版本是 theatre or cinema cut 不是監督(導演)三池崇史 的 director‘s cut,因此沒有補回被剪接 editor 剪掉部份,起承轉合比較合情合理。故此,最終決定都是不買,也貫徹在戲院中痛罵 三池崇史,至今未有改變。
伸延閱覽:
10億懸賞追殺令:地獄長征 新浪新聞網
10億懸賞追殺令:故事大綱 新浪新聞網
10億懸賞追殺令 雅虎香港電影網頁
《藁之盾》放映戲院 雅虎香港電影網頁
電影:藁の楯 日文維基百科
《10億懸賞追殺令》~ 捍衛法治的道德界線 AM730
我的舊文:
藁の楯/藁之楯
把死亡美化了
—— 三池崇史 利用人性陰暗面公開大手淫
首先,標題用了礙眼的形容辭,那是我當時給監督 三池崇史 的即時評語,若有冒犯務請寬恕小弟粗憋!(增寫了後記可以一讀)
另外還要抱怨週末全港島區,竟然真的 沒有港島戲院放映《藁の楯》,嗜悲 這個香港仔,為了看這部電影需要長途跋涉,去到九龍區的戲院看,有冇可能會是港島區的戲院集體杯葛,不肯放映這變態的《藁の楯》呢?
事源年初 嗜悲 閱讀日文電影介紹 movie.goo.ne.jp,曾經發文:藁の楯/ 藁之楯,談談 三池崇史 的作品:藁の楯(日文:藁の楯 わらのたて WARA NO TATE)。八月尾終於見到有發行商,買來在香港公映,港譯:《10億懸賞追殺令》,這個譯名比較直接,但欠缺了《藁の楯》原著小說的 subtle meaning 稻草之盾,嗜悲 估計 9月 5日在香港只有限量戲院上映,真的不幸而言中,嗜悲 想着好歹都去看看吧!
【明報專訊】警察代表正義,日本「怪雞導演」三池崇史新作《10億懸賞追殺令》卻是講述特警拚死保護殺人犯出庭受審的爭議性故事,究竟法律面前真的人人平等?抑或血債血償以彰顯正義來得實際?我只知道如果這是一部港產片,扮演警察的主角肯定會被批評「選擇性執法」吧?
《10億懸賞追殺令》改編自日本作家木內一裕小說《稻草之盾》,由擅於表現暴力美學的多產導演三池崇史執導,去年在日劇界叱咤風雲的《仁醫》大澤隆夫和《女管家三田》松嶋菜菜子主演,加上《死亡筆記》新婚型男藤原龍也扮演變態性罪犯,台前幕後陣容強勁,入圍第 66屆康城影展絕不令人意外。
曾經憑《一命》及《愛與誠》進軍康城的三池崇史,新作《10億懸賞追殺令》摒棄過去血腥、暴力、色情「大平賣」的傳統,而是透過警方押解疑犯到東京審訊的驚險過程,不斷反思究竟遵守法律重要?抑或伸張正義更重要的課題。
受害者家屬買兇殺疑犯
故事講述藤原龍也涉嫌姦殺了日本金融界鉅子山崎努的 7歲孫女,後者盛怒下,竟漠視法紀,公然懸紅 10億日圓(約 8000萬港元)買兇殺死疑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國民變身賞金獵人,無論是普通市民、醫護人員,甚至警隊上下,紛紛加入暗殺行列,令到臨危受命護送疑犯出庭的特別保護要人特警(SP)大澤隆夫和松嶋菜菜子疲於奔命,從福岡到東京的押送過程,亦演變成1200公里的地獄長征。
身為特警,便有責任替目標人物抵擋刀劍子彈,令對方全身而退,因此戲中大澤及松嶋聽得最多的對白,便是:「為什麼你們要保護這個(藤原龍也)人渣?」「為何你們要當這禽獸的人肉盾牌?」
誠如三池導演所言:「我沒有說過要探討警方的責任與義務,只是想分析人類最普通的心理,無論是警察抑或犯人,都有善惡愛恨,也有私人生活,有父母有子女,就像普通人一樣。」不難想像電影結局死傷慘重,主角為了維護法紀,誓死完成任務。如果此片交由荷李活導演處理,影評人便會譏為大美國主義,其實放諸日本,何嘗不是一部符合主旋律的愛國電影?
除了故事具爭議性,導演在處理動作場面亦極為誇張,例如在高速公路押送疑犯一幕,出動過百輛警車、救護車及運輸車充塞路面,最後更發生大爆炸,雖然影像震撼,卻被評為失實;日本新幹線拒絕借出列車拍攝,導演於是拉隊到台灣,把高鐵改頭換面充當子彈火車,這一着則顯出導演的靈活變通,心思值得一讚。
松嶋菜菜子近素顏上陣
電影另一變通之處,正是松嶋菜菜子原著角色並非單親媽媽,導演為了令女角性格更加豐富而立體,於是適當刪改,為配合角色,戲中她幾乎素顏上陣,一對黑眼圈更呼之欲出,造型真實得來頗嚇人,相比她穿著露肩晚裝亮相康城影展紅地氈的明艷照人,形成強烈對比。
相比之下,6年前曾跟松嶋在電影《眉山》合作的大澤隆夫,雖然戲分較重,角色描寫卻不夠女方深刻,甚至被奸角藤原龍也搶盡風頭,後者的存在彷彿就是一面照妖鏡,把人性的貪婪醜惡完全表露無遺,至於他的角色更是一頭不折不扣的人間惡魔,姦殺女孩被捕後仍想繼續犯案,出庭受審依然毫無悔意,藤原演來入形入格,絕對比大澤只懂高呼正義的木訥表情吸引百倍。
監督(導演):
三池崇史
演員:
責押送疑犯 5人組
大沢たかお 飾演 銘苅一基 (苅 漢語:yì 解作:cut off, reap, mow.)
警視廳警備部警護課警護第 4係 保護證人組 妻子被醉駕撞死
松嶋菜々子 飾演 白岩篤子
警視廳警備部警護課警護第 3係 保護證人組 單親媽媽有個兒子在家
岸谷五朗 飾演 奧村武
警視廳刑事部捜査第一課の刑事 中年差佬被收買暴露行踪
永山絢斗 飾演 神箸正樹
警視廳刑事部捜査第一課の刑事 年輕有為有個年老母親
伊武雅刀 飾演 関谷賢示
福岡縣警刑事部捜査一課 老差骨有一個與受害女童年齡相若的孫女
元兇
藤原竜也 飾演 清丸国秀
戀童癖疑犯 剛坐完監再犯第二次姦殺七歲女童
懸賞者
山崎努 飾演 蜷川隆興
大財閥 孫女被姦殺 懸紅 10億円揾人殺死疑犯
故事大綱:
【明報專訊】權傾日本政經界的蜷川隆興驚聞 7歲孫女慘遭毒手,眼見警方無能,兇手逍遙法外,為替孫女報仇,私下懸紅 10億日圓(約 8000萬港元)緝兇,全國人民隨即加入瘋狂追殺行動。疑犯清丸國秀走投無路,被迫到福岡警局自首。
為了把犯人平安移送東京受審,警方派出 5名特警沿途護送。48小時內,他們將與逾億國民,甚至警隊及醫護人員為敵,最終能否把清丸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
這段片先談 劉嘉玲 的電影,才到談《藁の楯》要耐心等等。
電影中 松島 近附零化裝也可能是化老裝 到康城影展 松島 明艷照人 分別之大可見化裝品對女人的大功效
據聞《藁の楯》在 康城影展 不受歡迎而且劣評如潮,日本新幹線公司竟然並不支持,不容許借出車廂實景拍攝,劇組唯有移師台南,利用台灣高鐵代替。
嗜悲 一向愛扒逆水,廣大觀眾的不喜歡,不代表不好看嘛,只是不合主流品味啫。九月五日在香港有限戲院公映,嗜悲 若要去看來必須行遠些,去九龍戲院看!
哈哈哈!怎知兩項皆不幸而言中,雖云 三池崇史 已經收斂了,這部電影仍然真的很變態,嗜悲 若不是念着,老遠走到九龍區去看,又付足了正價票價,不想餂大本才忍耐堅持着,看到 “終” ending credits,這是抱怨二!
日本預告篇
故事:
故事大綱已經在上面提及過,嗜悲 略略多寫一些細節 。。。。。。。但不會涉及導演的變態表達手法。
電影未開始 嗜悲 就先有了疑問,為何不用飛機來解送疑犯呢?用私人飛機來護送快捷得多,而且追殺令 10億日元的賞格,領賞者也要多費心思在起飛和降落後才進行追殺,若在空中除了出動戰闘機襲擊,在地上發射飛彈導彈,或是藏個計時炸彈在飛機上爆炸,否則只有等到落地才有機會,危險度減低了不少。
若想說警察五人解送隊伍中,也有人想殺死疑犯領取賞金,在飛機上行事連自己都要犯險,比用新幹線車廂來解犯人,怎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所以電影必須要給予一個合理的理由,為何棄飛機而選新幹線,嗜悲 祈望有做解釋,否則就是多此一舉。
好了,電影開場 。。。。。。。。10億円贈與成功殺死疑犯 清丸國秀,原來不成功者但必要是見報者,都有 1億円賞金,蜷川是要 wear down 消弭負責押送的 5人組闘志和士氣。
還未開始起解,就經已有警察想賺賞取金,企圖把還在關禁中的 清丸國秀 殺死,受了傷的 清丸國秀 在接受醫護人員療傷時,又有護士把針藥換成毒藥要殺 清丸國秀 去領賞金。押送 5人組未出發,已經面對着草木皆殺手,都不知誰可以相信?五個人都互相猜忌!
到開始押解,第一個關口,就是航空公司的地勤維修員工,刻意破壞本來預備押送用的飛機,令到飛機可以墮毀去領賞。隻隻飛機不能用了,唯有出動警車陣 convoy 用陸路,又故布疑陣讓企圖領賞者,不知疑犯 清丸國秀 坐在那一輛警車上。
但目標卻很快就暴露了並上了網(有內奸),一輛巨型運油車衝上公路,見車撞車逢人撞人遇佛殺佛,直趨載着 清丸國秀 的囚車,神箸正樹 開槍阻延來車,白岩篤子 開倒車避開,最後運油車司機引爆,剛剛巧不中囚車,險!
跟着又有兩個穿警察制服領賞者衝過來,打開囚車門就亂槍掃射,銘苅一基 為 清丸國秀 擋子彈,幸好穿有避彈衣不死,公路被人群阻塞企圖領賞。銘苅一基 決定改乘新幹線列車,暗中在北九州駅登上新幹線列車,但是車廂目標又暴露了並上了網(有內奸)。
突然一群懷槍的領賞者,衝入押解用的車廂,就發生了槍戰,一輪 Bang Bang Bang 後,領賞者全部倒下,但是 神箸正樹 被發覺也不幸中槍,並且流血不止。
唯有在兵庫縣相生駅停車,急召醫護來搶救受槍傷的 神箸正樹,但為了防範隊伍中潛伏領賞者,各人步步為營互相猜忌,及後清理被槍殺的令賞者完畢,可惜年輕的 神箸正樹 失血過多死去,臨死前要求關照他的年老母親,為甚麽要為保護 清丸國秀 而死呢?!
既然暴露了列車,用來掩護的乘客沒有作用了,就讓其他車廂乘客撤退,列車需要多停留在相生駅長些時間,卻突然來了個痴線佬,拿着尖刀捉着一個女童乘客,威脅要用來交換 清丸國秀,否則殺死女童云云。老差骨 関谷賢示 屢勸無效,為救女童最後槍殺了痴線佬,但卻就立刻要退出押送隊伍。
銘苅一基 和 奧村武 決定不撤離列車,並命令車長繼續直奔東京,安全經過了京都和名古屋,在靜岡縣離東京還有 90分鐘車程,列車突然急剎車,原來有人預先在七公哩外,放下了障礙物在路軌上,需要長時間去清理,那末押送隊唯有棄子彈火車繼續行程。
銘苅一基、白岩篤子、奧村武 押着 清丸 步行繼續往東京進發(這點 嗜悲 覺得極不合理),但是途中又被發現目標又暴露了並上了網(有內奸),最後 發現原來中年差佬 奧村武,接受了 蜷川 的特別賞金,在體內植入跟踪晶片,他沒有參與殺人,但卻不斷引來領賞者,那就只好把 奧村 用手鐐鎖好,留下給警察們處理,銘苅 和 白岩 兩人繼續押解 清丸 上路。
但在一個村落休息時,白岩 不慎被 清丸 走掉遍找不及,清丸國秀 來到一間村屋有個小女孩正在午睡 。。。。。。變態患有戀童癖的 清丸 開始壓抑不住內心的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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蜷川 突然 來電給 銘苅,企圖說服他殺了 清丸 拿賞金,並加碼到 30億円,白岩 分心聽着對話,就被 清丸 從後襲擊昏倒,清丸 奪去手槍向 白岩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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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苅 獨自一人 押解 清丸 抵達東京,準備交予東京的警察接手,就在這時 蜷川 竟然突破警方的包圍,怎麼可能會出現眼前,皆因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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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導演)三池崇史,安排 清丸國秀 臨尾,在法庭被宣判死刑後,說了一段話獨白,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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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結局如何, 嗜悲 會在落畫後,把漏了的寫出 in green,相信會是很快。
香港預告片有中英文字幕
我見:
日本人 木內一裕 寫出小說,三池崇史 把它拍成電影化成影像,嗜悲 被誤導看了這部變態電影,不想為變態之物多談爾。並在此告誡諸位,除非你也是有着日式的變態,需要這方面的官能刺激產生快感,那就去看《藁の楯》,否則不須理會它!
導演打着研討人性旗號,就對殺人疑犯應否受到保護,直到法庭定罪才是該殺,但卻是不斷販賣人性的黑暗面,扭曲人性證明人性本惡,沒有最黑只有更黑。就像日本人不肯承認侵華侵略東南亞,勞役別國人民,強擄婦女當慰安婦,實為了一己之私,美化叫作:東亞共榮圈。
日本戰後沒有向被侵略國家正式道歉,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談話只說會反省,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館,只稱日本人是受害者,沒有把為何因為侵略別國的罪行,最終受到應有的懲罰,日本的人民在戰爭中死亡,軍國主義膨漲才是元兇。日本既沒有正式道歉, 68年後的 2013年,又企圖修改《和平憲法》,為軍國主義復辟鋪路。
日本人常把死亡美化得很淒美,日本人愛歌頌「死亡的美學」,在深山,在河谷,在雪地上,在懸崖邊,有單獨自殺者,有集體自殺者,死在幽美環境,像詩的一般悽美。又例如:切腹血濺白袍像朵大紅花,神風撞起一團高高美哉的火焰,還有幾年前的電影《禮儀師的奏鳴曲》,把死亡稱為:旅程NK歸途!
電影的監督(導演)三池崇史,安排 清丸國秀 臨尾,在法庭被宣判死刑後,說了一段獨白講了兩個歪理。三池 是想借 清丸國秀 之口,企圖美化日本人扭曲變態的人性,推卸責任自稱是受害者嗎?又想代表着日本人對侵略別國的劣行,毫無悔意也支持不用道歉嗎?
三池崇史 利用人性的陰暗面當眾大手淫,今次 嗜悲 錯誤去了看後悔不已,之後凡有 三池崇史 可以不看!
後記:
AM730 9月 10日 光影人文館:《10億懸賞追殺令》~捍衛法治的道德界線
嗜悲 在下面寫了些意見。
【am730專欄】多產導演三池崇史新作不再以血腥暴力掛帥,《10億懸賞追殺令》是一部探討人性醜惡、社會公義和法治精神的嚴肅懸疑片,但影評人似乎對導演這次轉型不太受落,看該片5月份在康城首映時引來的劣評便可見一斑。
「為甚麼警方要保護這個人渣?」是戲中最常出現的對白,事關故事講述一名7歲女孩被殘殺,她的祖父懸紅10億日圓緝兇,全國人民因而對疑犯展開瘋狂的追殺行動,以大澤隆夫為首的5名特警,奉命將疑犯由福岡押送到東京受審,他們為了完成使命,不惜與民為敵,拚死保護疑犯。
追求工作榮譽時的人性泯滅
同樣為了捍衛法治而以一敵眾的英雄式設定,Gregory Peck在《怪屋疑雲》(To Kill a Mockingbird,1962)內飾演的律師,因為替被誣告強姦的黑人辯護,而遭到村民恐嚇和敵視,其申張正義、不畏強權的形象卻比大澤隆夫飾演的特警深刻和立體得多,Gregory Peck的正義感源於他的良知和深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但大澤隆夫拚死押送疑犯,並不是基於認同大魔頭同樣擁有公平的審訊權,而是因為他視這次任務為維護警隊尊嚴的光榮之戰。因為過往的慘痛經歷,他在個人情感上,是相當痛恨犯法而又不知悔改的人,卻偏偏要替這樣的人當人肉盾牌,但他仍能放下仇恨,最終完成任務為警隊爭光。
他誓死效忠警隊的敬業精神固然崇高可貴,但卻帶有強烈的「去人性化」(dehumanize)之感,整個押送過程,完全沒有半點他的個人情感和道德判斷,他就猶如一台高呼「為國家服務是無上光榮」的機器。他亦極像賽馬場上全速向終點衝刺的馬匹,策騎的當然是他所服從的警隊高層。
押送期間,一名持刀男子以女童作人質,要脅警方若不交出疑犯,便會殺死女孩。面對兩難的局面,一直滿腔正義的大澤隆夫竟說:「這不是我們的工作。」原來當他執行跟警隊聲譽攸關的「重要任務」時,可以連基本保障市民安全的責任也丟棄,甚至連作為一個人應有的人性也泯滅!如果他的角色象徵正義和捍衛法治,這種選擇性執法和對正義的理解實在教人失望。
角色欠說服力、設定欠懸念
戲中最欠缺說服力的角色可算是松嶋菜菜子飾演的特警了,甫開場,她被形容為捉賊強、槍法好兼精通多國語言的優秀警員,可是,其優秀性卻完全無法反映於其後的情節內。她先後兩次讓高度危險的疑犯逃脫,使他差點有機會再次犯案,連看守疑犯的基本工作也做不好,還可說服觀眾她是優秀的精銳特警嗎?
面對情緒崩潰的疑犯,她竟一臉憐憫和無助地問大澤隆夫:「怎麼辦?」電影前段塑造的強悍和剛烈形象頓時消失,這種性格上的不連貫實在突兀和可笑。
而電影一早將藤原龍也飾演的疑犯,設定為面目可憎、人人得而誅之的變態性罪犯,亦大大減低了電影的思考空間和層次,對於他是否罪有應得可謂毫無懸念。在如此絕對的前設下,該片的重點顯然是讓觀眾集中去看這個人渣如何被全城瘋狂追殺,而當中展開的槍戰、追逐、動作和爆炸場面是否緊張刺激,相信才是導演最關心的事。
大澤隆夫的角色是戲中的英雄人物,其角色塑造卻只流於「精忠報國」的愛國情懷,因此無法反映他在個人層面上的內心掙扎和矛盾,而其他角色的性格和人物建構不是過於單薄,就是非黑即白的正邪對立。在欠缺人性化的複雜描繪下,該片在探討人性善惡的思辨、人治與法治的道德界線時,顯得過於表面和空洞。
金巴利
金巴利 上面提出 銘苅一基 和 白岩篤子 都是不稱職,可能 金先生 漏看了一小段關鍵處。保護證人組組長派出兩人肩負押送 清丸國秀,對對對!表面兩人都是組內的精英,但是負責派人的上司,都經已被 蜷川隆興 收買了,在挑選兩人早知道兩人的背景,因此兩人是《藁の楯》= 稻草之盾,絕不是不是堅硬的盾牌,因為兩人對今次事件都有本身的心理缺堪。
銘苅一基 的妻子是被醉駕者撞死的,而且是一個曾經因為醉駕入獄的,剛剛釋放出來又再醉駕撞死人,情況就和 清丸國秀 類同,坐完監一出來又姦殺小女孩,銘苅一基 最有機會是第一個崩潰 give in,他會是一塊《藁の楯》。
而 白岩篤子 是個單親母親,在家中有個兒子等着她回來做晚飯,本來乘飛機來回福岡一天就完成,但因為不能搭飛機轉乘新幹線,但也應該只會是晚一點才返抵東京。因此她在押送途中,還不忘用手機傳短訊給兒子,說今晚會晚一點回來做飯,她想早點收工,因此她其實也是塊《藁の楯》。
上司其實暗中早造了手腳,為押送疑犯 清丸國秀 途中埋下了暗湧,導演透過一次上司接到不知名的人打電話來,估計是 蜷川隆興,投訴為何那麼久還未殺到 清丸國秀,這位上司他急急跑出本部,到了後樓梯才敢談話,他說連他都不明白為何,他派出的兩人為何可以堅持到那麼久!?
影評人 金巴利 又指《10億》過於表面和空洞,予覺得這是因為 三池崇史 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片末 清丸國秀 的一段獨白才是 三池崇史 為整體作的 conclusion !!!
後後記:
十二月份路過影碟鋪,見到《藁之盾》出了 DVD,售價出奇的減至 HK$89,但 嗜悲 只是拿上手看看,find out 有沒有加送甚麽:被刪剪片段,還有就是拍攝花絮,etc etc 等等。而且這版本是 theatre or cinema cut 不是監督(導演)三池崇史 的 director‘s cut,因此沒有補回被剪接 editor 剪掉部份,起承轉合比較合情合理。故此,最終決定都是不買,也貫徹在戲院中痛罵 三池崇史,至今未有改變。
伸延閱覽:
10億懸賞追殺令:地獄長征 新浪新聞網
10億懸賞追殺令:故事大綱 新浪新聞網
10億懸賞追殺令 雅虎香港電影網頁
《藁之盾》放映戲院 雅虎香港電影網頁
電影:藁の楯 日文維基百科
《10億懸賞追殺令》~ 捍衛法治的道德界線 AM730
我的舊文:
藁の楯/藁之楯
把死亡美化了
Friday, September 06, 2013
Ronald H. Coase departed at 102
Ronald H. Coase departed at 102
北美 9月 2日 高斯 去了 Rest in Peace 哲人其萎 早登極樂!
【NY Times】Ronald H. Coase, whose insights about why companies work and wh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unnecessary earned him a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1991, died on Monday in Chicago. He was 102.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y his own description, Professor Coase (rhymes with doze) was an “accidental” economist who spent most of his career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and not its economics department. Yet he is best known for two papers that are counted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science.
In on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which was largely developed while he was still an undergraduate and published in 1937, Professor Coase revolutionized economists’ understanding of why people create companies and what determines their size and scope.
H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transaction costs — the costs each party incurs in the course of buying or selling things — and showed that companies made economic sense when they were able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ose costs by performing some functions in-house rather than dealing in the marketplace.
The ideas laid out in the paper explain wh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ompanies tended to become more vertically integrated (for example, Ford Motor building its own steel mills and buying its own rubber plantation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suppliers), and why, more recently, companies have tended to do the opposite, aggressively outsourcing even basic functions like paying their employees.
In the second of his groundbreaking papers,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published in 1960, Professor Coase challenged the idea that the only way to restrain people and companies from behaving in ways that harmed others was throug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e argued that if there were no transaction costs, the affected parties could negotiate and settle conflicts privately to their mutual benefit, and that fostering such settlements might make more economic sense than pre-empting them with regulations.
The paper made the idea of property rights fundamental to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regulation in the economy. It grew out of a study by Professor Coase on how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licensed broadcasters.
The practice of issuing the licenses more or less permanently for small fees to whoever applied first and met legal requirements made little economic sense, he argued; better to treat them as property, auction them off and allow them to be freely transferred. Decades later, his ideas were used to raise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the Treasury when radio frequencies were assigned for cellular phone services.
Ronald Harry Coase was born on Dec. 29, 1910, in Willesden, England, the only child of two postal workers. Though he spent more than 50 years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retained his English accent and habits all his life.
His father was an amateur athlete of some renown, but Ronald’s interests were more academic, not least because of weakness in his legs that obliged him to wear iron braces for a time.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essay written for the Nobel committee after being awarded the prize, he recalled being taken by his father at age 11 to a phrenologist to hear what could be discovered from the shape of his head. The phrenologist detected “considerable mental vigor,” Professor Coase wrote, and recommended that he work in banking or accounting and raise poultry as a hobby.
Because of his leg braces, Professor Coase wrote, he attended a special primary school and enrolled in secondary school a year late, missing the chance to pursue a concentration in history or Latin. Science was his third choice, but he found he had little patience for the mathematics involved, so he studied the only other subject available: commerce.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he was on his way to becoming an industrial lawyer when a seminar with Sir Arnold Plant, a well-known economist of the time, changed his focus again, this time for good.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e taught there and at other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married Marion Ruth Hartung in 1937. The coupl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51, when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Buffalo. He left for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in 1958.
While teaching at Virginia, Professor Coase submitted his essay about the F.C.C. to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 new periodica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astonished faculty there wondered, according to one of their number, George J. Stigler, “how so fine an economist could make such an obvious mistake.” They invited Professor Coase to dine at the home of Aaron Director, the founder of the journal, and explain his views to a group that included Milton Friedman and several other Nobel laureates-to-be.
“In the course of two hours of argument, the vote went from 20 against and one for Coase, to 21 for Coase,” Professor Stigler later wrote. “What an exhilarating event! I lamented afterward that we had not had the clairvoyance to tape it.” Professor Coase was asked to expand on the ideas in that essay for the journal. The result was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Professor Coase was soon invited to become editor of the journal, and to join the Chicago faculty, where he stayed the rest of his life, disdaining the equation-heavy approach of what he called “blackboard economics” in favor of insights grounded in real markets and human behavior.
By identify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explaining their effect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wrote in announcing his prize in 1991, “Coase may be said to have identified a new set of ‘elementary particle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Professor Coase’s wife, Marion, died in 2012. No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survive.
高斯 無兒無女更無孫輩,太太早他一年去世,晚年孤獨 高斯 渡過了不平凡的一生,可有遺勘,孑然一身,飛鴻踏雪!
高斯 成名靠兩篇文章:The Nature of the Firm 和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也即是所謂 Coase Theorem,連 嗜悲 也曾兩次引用過。
在香港彈丸之地,過去的七月政府提議《擴建三個垃圾堆填區》,結果政府拉不夠票,被大多數的議員反對(包括倒戈的議員),最後在立法會撤回撥款議案,算是被拉倒了。又更因為同期政府推出《加強版: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討論應否收回粉嶺哥爾夫球場,騰出土地來發展住宅,或是更盡些改高爾夫球場做堆填區。嗜悲 舊文引用了《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 的要旨。
各位且先讀讀以下的例子才讀定律,這比較容易理解個中要旨:
【百度百科】解讀 高斯定律
舉個例子:一家工厂污染邻居。邻居受损是工厂产出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但工厂只算自家的生产成本,不管他人受到的污染。
工厂生产的自家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社会成本是工厂的私人成本再加邻居受损的那部分。二者有分离,无效率,政府要多抽工厂的税,促使其减产,或政府要强迫工厂赔偿邻居的损失。
工厂为祸,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好人?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邻居赔偿给工厂要求减产呢?
又一個例子:
一个人在地上种植,另一个人在该地泊车,是谁损了谁呢?泊车损害种植,但如果为了种植而不准泊车,则是种植者损害了泊车的人。
科斯(高斯)定律/定理
(一)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二)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
(三)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 科斯定理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根據《高斯定律》所提出的交易費用,萬事都是需要成本的,高斯定律/ 科斯定理,不但可以解釋經濟學,連政治角力都合用,至於: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若利用粉嶺高爾夫球場做新的堆填區,首先就幫助 醉駕陳 塞着口實,說只敢動窮人的土地不敢掂富人半點球場,政府可以繼續發展古洞北的土地。光頭星也應該可以鬆一口氣,有了最大面積的高爾夫球場做堆填區,五十年都不需要擔心填滿,林鄭 可以不用屈尊地去同班區議員解釋,和向左右搖擺的經民聯乞票支持撥款。梁政府 應該會被全港視為做了好人!少數的反對者被逼做了壞人!
利用只供少數富人才可用有的高爾夫球會址,卻可以平息兩個政府 projects 引起全港的爭拗,政府做好人何樂而不為呢?噢!根據《高斯定律》這個犧牲是否值得呢?看看今次的 transaction cost 交易費用,萬事都是需要成本,證明沒有免費午餐,只是誰付鈔 WHO pays !!!
【維基百科】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an economic allocation or outcome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ities. The theorem states that if trade in an externality is possible and there are no transaction costs, bargaining will lead to an efficient outcome regardless of 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1: A clear deline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2: As long as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re well defined under zero transaction cost, exchange will eliminate divergence and lead to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or highest valued use of resources.
3: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s invariant to the assign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under zero transaction cost and zero income effect.
自梁政府上台,少數的立法會議員進行拉布,把梁政府的議案拖延,另一方面屬建制派的功能組別議員,未能準時出席弄至流會,兩派互相指責。
建制派佔大多數的立法會,由少數派拉布可以弄至流會,被責浪費了立法會的開會時間和開會機會,反過來說若建制派的功能組別議員們,能準時出席開會,就沒有流會出現。
少數的立法會議員進行拉布,讓廣大的市民看得清清楚楚,立法會內設有的功能組別:不公正、不公平、不公義!絕不是空言,這個成本是否博得過呢?各位心中自有定論,以 嗜悲 之一己的想法,若拉布可以增加市民要求盡快廢除功能組別的議席,這個成本是抵得過的!最終結果就是因為拉布,梁振英 政府不敢再提改組五司十四局,仍然用舊制三司十二局,市民可以慳回數以千萬計的公帑。
交易費用,萬事都是需要成本的,科斯定律/定理,不但可以解釋經濟學,連政治角力都合用!至於: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各位諸公心裡有數。
高斯定律/ 科斯定理,不但可以解釋經濟學,連政治角力都合用,在香港彈丸之地,都發揮得到解釋效用,Ronald Coase 泉下有知可以笑笑口矣!(嗜悲 不敢寫可堪告慰,害怕梁振英之流,辱沒冒犯了高斯教授)
紀念高斯文章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writings links:
Ronald Coase - Legacy.com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 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 Constitution Daily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1910 – 2013) | Kempton - ideas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 Larry Downes - Harvard Business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1910 - 2013)- Examiner.com
Review & Outlook: The Wisdom of Ronald Coase WSJ.com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HarvardBiz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張五常博客
後記:
自稱是最明白 高斯(科斯)學說的 張教授,與美國稅局未完沒了,相信未能親赴美弔唁 科斯!
【張五常博客】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
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一百零二年多的人的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着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
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认为炎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问题,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十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于还有这点遗憾!
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一九六二年底我才拜读科斯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期的学报说是一九六0,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一九六一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问题。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一九六二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一九九一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辞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万字,两年变为四年 —— 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0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邮,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 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一九八二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
一九八七年英国的The New Palgrave经济学辞典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万港元造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的孙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一九八0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
《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私有产权换了包装
二00八年我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忆: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
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 —— 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上述几段文字是写给科斯读的,当然要让他老人家开心。虽然说的是实情,但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作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象,或者解释怎么样的政策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这些,原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三十年来我写下无数的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说什么政治狂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一九七九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钱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一个首选的实例
写了这些近于题外话的话,为的只是要说一句中肯的判断: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 —— 如果真的有 —— 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他提出的使用权利要有明确界定的原则,在土地的使用上这些年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要明确。法律怎样说是一回事,实践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记,人民公社的日子还算不上是历史,如果依照历史的时间表,中国的使用权利界定的转变恐怕要用上两百年!
渺茫的希望见到光了
今年六月,港大成立了不久的「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朋友飞到芝加哥去拜访科斯,一百零二岁的老人家还有魄力与智力跟他们倾谈了四个小时。倾谈中该中心的主事朋友问科斯:「你对我们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阵,说:「希望你们能产出几个张五常。」
科斯很不满意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这几年他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希望渺茫。然而,这些日子我觉得机会不是零。几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学念经济本科第四年的十七岁的女孩子,对我的论著读得很熟,提问有水平。她说同学们都在读我的《经济解释》。其他一些内地的大学都出现了类同的情况。只要中国的同学乐意读,细心地读,互相研讨、争议,坚持下去,科斯的希望会达到。我是用尽心机再写《经济解释》的。
以爱传世将成佳话
科斯谢世后,跟了他十五年作为助手的王宁给我太太电话,说科斯死前说他的遗物 —— 书籍、书信、文稿之类吧 —— 要全部交给我。但过了两天王宁说,法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拿到这些遗物,我会请人整理好,找一间适当的博物馆放进去。
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盖棺可以论定。以我之见,一个明显的定论是科斯的名字会写进中国将来的史册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为科斯对中国改革的贡献 —— 思想贡献永远有问号。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知道,今天变得有口皆碑了。中国将来的历史是由这些青年学者或他们的子子孙孙写出来的。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
據張教授說是紀念科斯的晚會寫的。二0一三年十月十九日在深圳举办的「追忆科斯」会议而写的,将会加进《制度的选择》第二章《科斯定律与租值消散》作为该章最后的第十节。
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
【張五常博客】二0一三年九月二日科斯谢世,神州哀之。他和我在学术上的交往,行内的朋友认为特殊,为此我一中一英地写了两篇追忆文字。科斯比我年长二十五岁,辈份分明。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课,互相讨论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大家同意而又坚持的是经济学应走的路:重视真实世界,漠视黑板经济。一九六八年初我向他解释分析合约的重要性时,他立刻同意这将会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对我来说,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只不过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科斯当年同意要这样发展,可惜今天分析制度的朋友一般不是那样看。
君子和而不同,对经济学问的处理科斯和我有三处不一样,主要是在重点上的。这些分离不是源于各持己见,而是一九六九年我离开芝大后,没有机会跟他日夕研讨,逐步分离,经过了长时日就变为颇大的分离了。一些行内朋友认为要是当年我没有离开芝大,跟科斯一起研讨到今天,经济学会有另一番景象。
交易费用的贡献以科斯为首
先说科斯和我不同的第一方面。我认为他在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坚持交易费用重要。这些费用的存在不是他首先提出,但他坚持,在几篇文章里把交易费用放在中心位置。那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局限,但科斯有力地示范着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重要的现象改变了。
我不认为在引进交易费用而推出验证假说这方面科斯做得很好。
但他开了头,让我继续耕耘,想出了怎样量度交易费用的转变,怎样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很多可以验证的假说是推出来了。不管怎样说,我认为以交易费用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或现象——这个在新古典之后的最重要发展——主要的贡献者是科斯。
假设为零是严重错失
我认为科斯在理论逻辑上的最大错失,是一九六0年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内提出的今天被称为「科斯定律」的讨论中,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该文的重点不是交易费用是零,而是交易费用不是零。然而,他清楚地说:权利有了界定,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管权利谁属资源使用的效果会是一样。我在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指出,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权利界定根本不需要,有没有市场资源使用的效果都一样。这点科斯同意,阿罗也同意。
假设没有交易费用是一个失误,科斯同意,但认为是小错。当年我也认为是小错。但经过多年的继续推敲,这小错变得愈来愈严重,到今天我认为是大错了。可以说,我从今天有口皆有碑的「科斯定律」中学得最多的,不是因为这定律对,而是因为这定律用上一个错误的假设,所以严格来说该定律是错了。同学们想想吧。没有任何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不需要有。市场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或较为广义的制度费用而出现的。
终于想到租值消散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不少,加上一般老百姓不熟知的法治费用。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或公理下,市场的交易费用一定是在一个指定的情况下,获取利益需要付出的最低代价。换言之,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其他非市场的安排而需要付出的另一些交易或制度费用。
这即是说,无论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有多高,其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更高的制度费用。这些更高的非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我为这个问题想了二十多年,得到的答案是市场的存在减低了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想法容许我们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虽然我们有时要转换一下角度才能把这等号看得清楚。
另一方面,我曾经指出,市价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这没有错,但促成这准则的采用需要付出交易或制度费用的代价,也即是说资源的租值在某程度是无可避免地消散了。是的,有些问题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较为清楚,有些问题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较为清楚。世界复杂,但有趣,我喜欢把角度转来转去地看世界。
是多么神奇的世界!参与者要付出那么庞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市场才出现,为的只是要争取一个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市价。
从无到有变化精彩
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的含意多而精彩。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而在我信奉的经济学范畴中没有局限的指定是不能解释现象或行为的。经过多年的探讨,我得到的结论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主要是用于解释制度或合约的选择,而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分析应该是基于有了这些选择才处理。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无从知道制度或合约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另一方面,我认为马歇尔的伟大传统不会因为漠视交易费用而全盘废了。挽救马歇尔的市场分析,我们要假设交易费用其实存在,但固定不变,有了市场,然后分析市场引导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效果。当然,这样的假设不能让我们解释不同合约或不同制度的选择,加上无数的市场现象我们无从解释。从推出假说的角度看,说交易费用存在或不存在一般是说空话,因为推出假说需要指明交易费用怎样转变——即是要说明从甲情况到乙情况什么交易费用是怎样转变了。
是的,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一律要基于交易或制度费用这些局限的转变。一九六九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以风险规避来解释分成合约。今天我再不这样看,转用讯息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变化作解释。当然,该文提到的卸责、偷懒等思维更不成气候,导致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是悲剧。
利益团体是解释制度的大麻烦
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可不单是为了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那么简单。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这简单的处理应该对。但利益团体存在,左右着收入分配,交易费用会容易地上升;分析的麻烦就变得头痛了。我认为社会上有好些人,为了自己的一小点利益,会不顾社会的整体。是的,我愈来愈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自私会减低交易费用,也会提升交易费用,哪方面胜出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了。
利益团体的存在,是解释社会整体的制度转变,或解释政府政策的采用,远比解释市场中的合约选择困难的原因。制度与合约是同类的现象,解释皆要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变化入手,但利益团体往往多而复杂,处理非常困难。好比要解释为何农业有分成合约是远比解释有工会左右的劳工合约容易的。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利益团体参与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后果如何是更难推断了。
解释或推断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变当然也要从选择的角度入手——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法门。这个层面的解释当然困难,而事后的解释一般比事前的推断容易,虽然在原则上二者的方法相同。事后解释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追溯有关的局限转变是远比事前选择有关的局限转变容易。后者我平生只中过一次大奖:只推断过一次,命中可不是幸运的。
推断中国绝非侥幸
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肯定的!当时所有行内朋友都反对这推断,劝我不要发表,有些甚至认为我会为此弄得身败名裂。我不是个要博取声名的人,但当时提出的推断理论那么完整——同事巴泽尔说半点瑕疵也没有——而推断如果不肯定不能被事实推翻,即是没有假说,所以决定发表,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了。
今天回顾,当年我能准确地推断中国改走市场经济,原因主要是一个。那是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那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干部集团。如果当时还有一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团体,我不会那么幸运,想来不会有胆写什么推断中国的文章。
今天看,中国的改制及跟着的震撼发展,将会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章,而我竟然能在一九八一年推中——连好些细节也推中——免不了有点高傲之情,要夸夸其谈一下。
如果同学们能找机会细读当年我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会发觉写理论的第三节很完整,而指出局限转变的第四节是有着足够的观察的。同学也会发觉,在该文我提出的制度转变理论的基础,主要是科斯一九六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也即是后人认为是科斯定律的出处。
科斯之错比他的对重要
科斯当年推出不管资源使用的权利谁属但要有明确的界定,是神来之笔,但跟着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却是失误。然而,上文的分析显示,我从他的失误推出的理论或假说的含意却是重要的收获。科斯常说,今天被认为是对的理论,到了明天会被认为是错了。
我自己的经验是从科斯错的地方学得的远比他对的地方为多。这可见思想的重要性不能以对或错作衡量。科斯的思想有创意,有深度,而更为重要是与真实世界有关连。这些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经济学者必备的条件,但要这三者合并才作得准,所以非常罕有。
不久前在为芝加哥写的科斯颂辞中,我提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是有着正数的关系,即是说交易费用愈高,愈需要有权利界定才能达到资源效率使用的效果。巴泽尔读到,爱之,建议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可能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巴兄可能对,但我不敢同意,因为交易费用是非常复杂的学问。钱币两面之说有趣,可惜是深学问,而巴兄和我皆老了,要让年轻的同学想下去吧。
科斯与弗里德曼之争
转谈科斯与我和而不同的第二方面,是跟科学方法有关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科斯与弗里德曼在科学方法上出现了争议,我在中间作了一些调解,但问题复杂,而他们互不相让,就不多说。
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依稀记得,弗里德曼在他的一篇大名的、一九五三年发表的题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中,说了类似如下的一句话:理论是用以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科斯的立场是:不知是什么经济理论无从解释。我认为他们两个都对,但彼此不明白
对方的意思。
科学方法上有一个「否决前事的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ce),中学生也应该知道,但可以变得很复杂。说有雨天上一定有云,含意是没有云一定没有雨。这里「有雨」是「前事」,说没有雨一定没有云是错的,称「否决前事的谬误」。
经济科学方法的大辩论起于老师阿尔钦一九五0年发表的一篇引用自然淘汰的文章,十分精彩,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该文还是经济科学方法最好的作品。阿师的要点是:假设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是否真实无关重要,因为淘汰下来的生存适者是证实着该假设是对的。阿师是说,认为该假设不对所以结果也不对是犯了「否决前事的谬误」。
「假设」是否需要真实是当年经济学的大争议。受到阿尔钦的影响,弗里德曼显然认为假设不需要真实。然而,一九二四年奈特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却重视假设的真实性。科斯究竟怎样看这问题我拿不准,但他受到奈特的影响历来是明显的。
局限转变需要真实
我自己找到假设应否真实的答案,源于哲学大师Ernest Nagel一九六三年发表的《经济理论的假设》。作者指出,经济学称为「假设」的有几种不同的类别,解释得很清楚。这使我得到如下的结论:如果在实验室作化验,指明要用一枝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一枝不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推到经济理论或假说验证那边,我用的主要法门是考查局限的转变,然后引进需求定律。局限转变的假设需要是真实的吗?通常需要的简化可以看为不真实。这是 Nagel 说的吹毛求疵,正如试管是否清洁可以吹毛求疵地否决。然而,大致上,经济假说的验证,局限的转变是否与实情相符非常重要。
换言之,在经济学的理论假说中,指定的局限转变,在大致上一定要是真实的。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立场。科斯的立场应该与我相若,只是他出自伦敦经济学院,对局限的处理没有我后学三十年来得那么一般性。
题材选择要讲战略
我与科斯和而不同的第三方面,是大家对真实世界的处理。我绝对同意科斯反对黑板经济学,重视真实世界。我也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们不能解释我们不知是什么的行为或现象。科斯说的真实世界可不是些统计数字或回归分析,而是行为或现象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知道。这里牵涉到的考查程序科斯和我没有两样。
我不同意科斯的地方,是认为他花太多时间考查一个题材,顾及太多无关重要的细节,以致很多他开了头着手研究的题材,过了几十年也写不出文章。当然,他发表的文章不少,但他坚持考查实情的题材,往往因为不重要的细节太多而把重点埋没了。
我也曾写过科斯那类文章。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关于在租管下香港战后楼宇重建的就是。该文考查了好几年,法庭档案数千份,得到的是什么呢?被誉为最有学问的租金管制研究,获得美国一份法律学报的首奖,但除了这些什么也没有。如果科斯当年没有一脚踏中音波频率这个罕见的有趣现象,发挥了他的天才,今天没有谁会注意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
考查当然重要,细节当然也重要,但我认为不要学科斯的考查方法或我考查租金管制的方法。我也认为从书籍、文件或档案找寻资料不是上选的途径,因为人为的记录,经过主观的判断,往往与事实有分离。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我们要多到街头巷尾跑。
回报率高的研究实例
让我举两个自己经历过的成功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跑农场与果园,调查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市场安排,从开始调查到写好文章寄出去只用了三个月。读了些关于饲养蜜蜂的书,拜访了十一个养蜂者,拿到他们的蜂箱租约与收费数据,用了一个月;整理资料与动笔用了两个月。今天该文还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上,而时间花了约二十倍的租金管制,给人赞了几句之后就再没有谁管了。
第二个例子的回报率更高。那是一九七五年回港渡假时,我发觉重要足球赛事的优质座位门票一定先售罄,显示着优座票价偏低,想到优座先满可以防止持有劣座票的入场后跳到优座那边去,于是想到优座票价偏低是为了减少监察跳座行为的方法。
我于是跑了三晚香港当时还分几个座位级别的电影院,视察他们售票处一眼可见的座位销售情况,见到有炒黄牛的仁兄必上前倾谈几句,写下了资料数据,回美后只一个周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合共只用了一个星期,该文今天还被引用。据说那所谓效率工资理论是从该文得到启发的。我认为「效率工资」不成气候,是错的。
集中零散假说得大场面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知道研究租金管制、专利租用合约等大题材花去了十年的时间是中了计,再不走那些需要经过千山万水才能知道有没有重要收获的路。我转向多个题材一起考查,这里那里感到可能有可以验证的假说才入手多找细节。走这样的路有趣的题材多,而假说往往彼此相连,为个别动笔是太麻烦了。
二000年我花两年写三卷的《经济解释》,把多个假说一起放进去。二00九年起我花四年重写《经济解释》,变为四卷,文字多了不止一倍,而可以验证的假说到处都是。无论价格分歧、隔离收费、捆绑销售、全线逼销、上头成本、挤迫效应、玉石定律、履行定律、类聚定律、欺骗定律、四二均衡、仓库理论,等等,都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到过的地方,皆有趣,差不多全部牵涉到交易费用(!),加起来应该近百篇像座位票价或蜜蜂神话那个水平的文章,只是每个题材的处理是比发表学报文章远为简略了。
经济学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我们要以推出有趣假说的方法从事,考查有趣的观察,然后试图把不同的假说以一般性的理论架构集中起来,才有机会变得洋洋大观。深入的调查当然重要,但我们要看得准,要有很大的把握能得到收获才走进去,或大兴土木。
好比二00七年我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大博一手是因为我事前知道会有一篇大文。另一方面,琐碎的现象与假说的考查及推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到了某一个层面从事者会发觉这些现象与假说有关连,可以一般化,一个大场面的整体可能会冒出来。在自己的感受上,今天重写的快要完工的《经济解释》有这样的大场面!
读科斯要向深处钻
回头说科斯,他是我知道的唯一的经济学者,其思想不可以简化!读科斯不要向浅处想。他的文字清晰,但有代价:那些试图浅释科斯的公司性质或社会成本的言论,一律失之千里。是我之幸,当年读科斯从第一天起我向深处想,想几年停一阵,又再向深处钻。想想停停记不起多少次了。
一九七四年我把交易费用与广义的制度费用画上等号,后来把制度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因而可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三者的角度略有不同,转换看问题屡有奇效。这发展让我终于推出自己称为「四二均衡」这个理念,一个完整的、全面引进交易费用的、解释行为或现象的理论架构于是冒出来了。那是二0一三年,而我拜读科斯的论著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我说过,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
伸延閱覽:
Ronald H. Coase, ‘Accidental’ Economist Who Won a Nobel Prize, Dies at 102 New York Times
科斯(高斯)定律/定理 百度百科
Coase theorem 維基百科
The Nature of the Firm 維基百科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維基百科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Google Search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 張五常博客
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
張五常博客
我的舊文:
利用粉嶺高爾夫球場土地
高斯定律 與 拉布的社會成本
悼念經濟學大師:
也是『賣桔者言』森美遜 Paul Samuelson 逝世
悼佛利民 悼自由經濟主義
Armen Albert Alchian 1914-2013
記 Clark and Nobel Economics Prizew Winner:
克魯曼 雙獎得主後繼無人?是 無以為繼?還是 滄海遺珠?
John Nash 博弈論 中的 囚徒困境
北美 9月 2日 高斯 去了 Rest in Peace 哲人其萎 早登極樂!
【NY Times】Ronald H. Coase, whose insights about why companies work and wh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unnecessary earned him a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1991, died on Monday in Chicago. He was 102.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y his own description, Professor Coase (rhymes with doze) was an “accidental” economist who spent most of his career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and not its economics department. Yet he is best known for two papers that are counted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science.
In on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which was largely developed while he was still an undergraduate and published in 1937, Professor Coase revolutionized economists’ understanding of why people create companies and what determines their size and scope.
H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transaction costs — the costs each party incurs in the course of buying or selling things — and showed that companies made economic sense when they were able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ose costs by performing some functions in-house rather than dealing in the marketplace.
The ideas laid out in the paper explain wh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ompanies tended to become more vertically integrated (for example, Ford Motor building its own steel mills and buying its own rubber plantation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suppliers), and why, more recently, companies have tended to do the opposite, aggressively outsourcing even basic functions like paying their employees.
In the second of his groundbreaking papers,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published in 1960, Professor Coase challenged the idea that the only way to restrain people and companies from behaving in ways that harmed others was throug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e argued that if there were no transaction costs, the affected parties could negotiate and settle conflicts privately to their mutual benefit, and that fostering such settlements might make more economic sense than pre-empting them with regulations.
The paper made the idea of property rights fundamental to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regulation in the economy. It grew out of a study by Professor Coase on how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licensed broadcasters.
The practice of issuing the licenses more or less permanently for small fees to whoever applied first and met legal requirements made little economic sense, he argued; better to treat them as property, auction them off and allow them to be freely transferred. Decades later, his ideas were used to raise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the Treasury when radio frequencies were assigned for cellular phone services.
Ronald Harry Coase was born on Dec. 29, 1910, in Willesden, England, the only child of two postal workers. Though he spent more than 50 years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retained his English accent and habits all his life.
His father was an amateur athlete of some renown, but Ronald’s interests were more academic, not least because of weakness in his legs that obliged him to wear iron braces for a time.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essay written for the Nobel committee after being awarded the prize, he recalled being taken by his father at age 11 to a phrenologist to hear what could be discovered from the shape of his head. The phrenologist detected “considerable mental vigor,” Professor Coase wrote, and recommended that he work in banking or accounting and raise poultry as a hobby.
Because of his leg braces, Professor Coase wrote, he attended a special primary school and enrolled in secondary school a year late, missing the chance to pursue a concentration in history or Latin. Science was his third choice, but he found he had little patience for the mathematics involved, so he studied the only other subject available: commerce.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he was on his way to becoming an industrial lawyer when a seminar with Sir Arnold Plant, a well-known economist of the time, changed his focus again, this time for good.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e taught there and at other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married Marion Ruth Hartung in 1937. The coupl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51, when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Buffalo. He left for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in 1958.
While teaching at Virginia, Professor Coase submitted his essay about the F.C.C. to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 new periodica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astonished faculty there wondered, according to one of their number, George J. Stigler, “how so fine an economist could make such an obvious mistake.” They invited Professor Coase to dine at the home of Aaron Director, the founder of the journal, and explain his views to a group that included Milton Friedman and several other Nobel laureates-to-be.
“In the course of two hours of argument, the vote went from 20 against and one for Coase, to 21 for Coase,” Professor Stigler later wrote. “What an exhilarating event! I lamented afterward that we had not had the clairvoyance to tape it.” Professor Coase was asked to expand on the ideas in that essay for the journal. The result was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Professor Coase was soon invited to become editor of the journal, and to join the Chicago faculty, where he stayed the rest of his life, disdaining the equation-heavy approach of what he called “blackboard economics” in favor of insights grounded in real markets and human behavior.
By identify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explaining their effect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wrote in announcing his prize in 1991, “Coase may be said to have identified a new set of ‘elementary particle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Professor Coase’s wife, Marion, died in 2012. No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survive.
高斯 無兒無女更無孫輩,太太早他一年去世,晚年孤獨 高斯 渡過了不平凡的一生,可有遺勘,孑然一身,飛鴻踏雪!
高斯 成名靠兩篇文章:The Nature of the Firm 和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也即是所謂 Coase Theorem,連 嗜悲 也曾兩次引用過。
在香港彈丸之地,過去的七月政府提議《擴建三個垃圾堆填區》,結果政府拉不夠票,被大多數的議員反對(包括倒戈的議員),最後在立法會撤回撥款議案,算是被拉倒了。又更因為同期政府推出《加強版: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討論應否收回粉嶺哥爾夫球場,騰出土地來發展住宅,或是更盡些改高爾夫球場做堆填區。嗜悲 舊文引用了《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 的要旨。
各位且先讀讀以下的例子才讀定律,這比較容易理解個中要旨:
【百度百科】解讀 高斯定律
舉個例子:一家工厂污染邻居。邻居受损是工厂产出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但工厂只算自家的生产成本,不管他人受到的污染。
工厂生产的自家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社会成本是工厂的私人成本再加邻居受损的那部分。二者有分离,无效率,政府要多抽工厂的税,促使其减产,或政府要强迫工厂赔偿邻居的损失。
工厂为祸,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好人?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邻居赔偿给工厂要求减产呢?
又一個例子:
一个人在地上种植,另一个人在该地泊车,是谁损了谁呢?泊车损害种植,但如果为了种植而不准泊车,则是种植者损害了泊车的人。
科斯(高斯)定律/定理
(一)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
(二)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
(三)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 科斯定理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根據《高斯定律》所提出的交易費用,萬事都是需要成本的,高斯定律/ 科斯定理,不但可以解釋經濟學,連政治角力都合用,至於: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若利用粉嶺高爾夫球場做新的堆填區,首先就幫助 醉駕陳 塞着口實,說只敢動窮人的土地不敢掂富人半點球場,政府可以繼續發展古洞北的土地。光頭星也應該可以鬆一口氣,有了最大面積的高爾夫球場做堆填區,五十年都不需要擔心填滿,林鄭 可以不用屈尊地去同班區議員解釋,和向左右搖擺的經民聯乞票支持撥款。梁政府 應該會被全港視為做了好人!少數的反對者被逼做了壞人!
利用只供少數富人才可用有的高爾夫球會址,卻可以平息兩個政府 projects 引起全港的爭拗,政府做好人何樂而不為呢?噢!根據《高斯定律》這個犧牲是否值得呢?看看今次的 transaction cost 交易費用,萬事都是需要成本,證明沒有免費午餐,只是誰付鈔 WHO pays !!!
【維基百科】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an economic allocation or outcome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ities. The theorem states that if trade in an externality is possible and there are no transaction costs, bargaining will lead to an efficient outcome regardless of 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1: A clear deline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2: As long as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re well defined under zero transaction cost, exchange will eliminate divergence and lead to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or highest valued use of resources.
3: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s invariant to the assign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under zero transaction cost and zero income effect.
自梁政府上台,少數的立法會議員進行拉布,把梁政府的議案拖延,另一方面屬建制派的功能組別議員,未能準時出席弄至流會,兩派互相指責。
建制派佔大多數的立法會,由少數派拉布可以弄至流會,被責浪費了立法會的開會時間和開會機會,反過來說若建制派的功能組別議員們,能準時出席開會,就沒有流會出現。
少數的立法會議員進行拉布,讓廣大的市民看得清清楚楚,立法會內設有的功能組別:不公正、不公平、不公義!絕不是空言,這個成本是否博得過呢?各位心中自有定論,以 嗜悲 之一己的想法,若拉布可以增加市民要求盡快廢除功能組別的議席,這個成本是抵得過的!最終結果就是因為拉布,梁振英 政府不敢再提改組五司十四局,仍然用舊制三司十二局,市民可以慳回數以千萬計的公帑。
交易費用,萬事都是需要成本的,科斯定律/定理,不但可以解釋經濟學,連政治角力都合用!至於: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各位諸公心裡有數。
高斯定律/ 科斯定理,不但可以解釋經濟學,連政治角力都合用,在香港彈丸之地,都發揮得到解釋效用,Ronald Coase 泉下有知可以笑笑口矣!(嗜悲 不敢寫可堪告慰,害怕梁振英之流,辱沒冒犯了高斯教授)
紀念高斯文章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writings links:
Ronald Coase - Legacy.com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 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 Constitution Daily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1910 – 2013) | Kempton - ideas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 Larry Downes - Harvard Business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1910 - 2013)- Examiner.com
Review & Outlook: The Wisdom of Ronald Coase WSJ.com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HarvardBiz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張五常博客
後記:
自稱是最明白 高斯(科斯)學說的 張教授,與美國稅局未完沒了,相信未能親赴美弔唁 科斯!
【張五常博客】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
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一百零二年多的人的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着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
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认为炎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问题,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十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于还有这点遗憾!
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一九六二年底我才拜读科斯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期的学报说是一九六0,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一九六一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问题。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一九六二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一九九一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辞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万字,两年变为四年 —— 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0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邮,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 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一九八二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
一九八七年英国的The New Palgrave经济学辞典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万港元造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的孙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一九八0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
《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私有产权换了包装
二00八年我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忆: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
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 —— 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上述几段文字是写给科斯读的,当然要让他老人家开心。虽然说的是实情,但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作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象,或者解释怎么样的政策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这些,原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三十年来我写下无数的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说什么政治狂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一九七九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钱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一个首选的实例
写了这些近于题外话的话,为的只是要说一句中肯的判断: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 —— 如果真的有 —— 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他提出的使用权利要有明确界定的原则,在土地的使用上这些年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要明确。法律怎样说是一回事,实践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记,人民公社的日子还算不上是历史,如果依照历史的时间表,中国的使用权利界定的转变恐怕要用上两百年!
渺茫的希望见到光了
今年六月,港大成立了不久的「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朋友飞到芝加哥去拜访科斯,一百零二岁的老人家还有魄力与智力跟他们倾谈了四个小时。倾谈中该中心的主事朋友问科斯:「你对我们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阵,说:「希望你们能产出几个张五常。」
科斯很不满意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这几年他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希望渺茫。然而,这些日子我觉得机会不是零。几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学念经济本科第四年的十七岁的女孩子,对我的论著读得很熟,提问有水平。她说同学们都在读我的《经济解释》。其他一些内地的大学都出现了类同的情况。只要中国的同学乐意读,细心地读,互相研讨、争议,坚持下去,科斯的希望会达到。我是用尽心机再写《经济解释》的。
以爱传世将成佳话
科斯谢世后,跟了他十五年作为助手的王宁给我太太电话,说科斯死前说他的遗物 —— 书籍、书信、文稿之类吧 —— 要全部交给我。但过了两天王宁说,法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拿到这些遗物,我会请人整理好,找一间适当的博物馆放进去。
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盖棺可以论定。以我之见,一个明显的定论是科斯的名字会写进中国将来的史册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为科斯对中国改革的贡献 —— 思想贡献永远有问号。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知道,今天变得有口皆碑了。中国将来的历史是由这些青年学者或他们的子子孙孙写出来的。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
據張教授說是紀念科斯的晚會寫的。二0一三年十月十九日在深圳举办的「追忆科斯」会议而写的,将会加进《制度的选择》第二章《科斯定律与租值消散》作为该章最后的第十节。
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
【張五常博客】二0一三年九月二日科斯谢世,神州哀之。他和我在学术上的交往,行内的朋友认为特殊,为此我一中一英地写了两篇追忆文字。科斯比我年长二十五岁,辈份分明。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课,互相讨论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大家同意而又坚持的是经济学应走的路:重视真实世界,漠视黑板经济。一九六八年初我向他解释分析合约的重要性时,他立刻同意这将会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对我来说,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只不过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科斯当年同意要这样发展,可惜今天分析制度的朋友一般不是那样看。
君子和而不同,对经济学问的处理科斯和我有三处不一样,主要是在重点上的。这些分离不是源于各持己见,而是一九六九年我离开芝大后,没有机会跟他日夕研讨,逐步分离,经过了长时日就变为颇大的分离了。一些行内朋友认为要是当年我没有离开芝大,跟科斯一起研讨到今天,经济学会有另一番景象。
交易费用的贡献以科斯为首
先说科斯和我不同的第一方面。我认为他在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坚持交易费用重要。这些费用的存在不是他首先提出,但他坚持,在几篇文章里把交易费用放在中心位置。那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局限,但科斯有力地示范着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重要的现象改变了。
我不认为在引进交易费用而推出验证假说这方面科斯做得很好。
但他开了头,让我继续耕耘,想出了怎样量度交易费用的转变,怎样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很多可以验证的假说是推出来了。不管怎样说,我认为以交易费用的转变来解释行为或现象——这个在新古典之后的最重要发展——主要的贡献者是科斯。
假设为零是严重错失
我认为科斯在理论逻辑上的最大错失,是一九六0年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内提出的今天被称为「科斯定律」的讨论中,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该文的重点不是交易费用是零,而是交易费用不是零。然而,他清楚地说:权利有了界定,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管权利谁属资源使用的效果会是一样。我在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指出,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权利界定根本不需要,有没有市场资源使用的效果都一样。这点科斯同意,阿罗也同意。
假设没有交易费用是一个失误,科斯同意,但认为是小错。当年我也认为是小错。但经过多年的继续推敲,这小错变得愈来愈严重,到今天我认为是大错了。可以说,我从今天有口皆有碑的「科斯定律」中学得最多的,不是因为这定律对,而是因为这定律用上一个错误的假设,所以严格来说该定律是错了。同学们想想吧。没有任何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不需要有。市场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或较为广义的制度费用而出现的。
终于想到租值消散
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不少,加上一般老百姓不熟知的法治费用。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或公理下,市场的交易费用一定是在一个指定的情况下,获取利益需要付出的最低代价。换言之,市场的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其他非市场的安排而需要付出的另一些交易或制度费用。
这即是说,无论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有多高,其出现一定是为了减低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更高的制度费用。这些更高的非市场的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我为这个问题想了二十多年,得到的答案是市场的存在减低了没有市场必然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想法容许我们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虽然我们有时要转换一下角度才能把这等号看得清楚。
另一方面,我曾经指出,市价是唯一的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这没有错,但促成这准则的采用需要付出交易或制度费用的代价,也即是说资源的租值在某程度是无可避免地消散了。是的,有些问题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较为清楚,有些问题从租值消散的角度看较为清楚。世界复杂,但有趣,我喜欢把角度转来转去地看世界。
是多么神奇的世界!参与者要付出那么庞大的交易或制度费用市场才出现,为的只是要争取一个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市价。
从无到有变化精彩
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的含意多而精彩。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而在我信奉的经济学范畴中没有局限的指定是不能解释现象或行为的。经过多年的探讨,我得到的结论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转变主要是用于解释制度或合约的选择,而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分析应该是基于有了这些选择才处理。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无从知道制度或合约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另一方面,我认为马歇尔的伟大传统不会因为漠视交易费用而全盘废了。挽救马歇尔的市场分析,我们要假设交易费用其实存在,但固定不变,有了市场,然后分析市场引导资源使用及收入分配的效果。当然,这样的假设不能让我们解释不同合约或不同制度的选择,加上无数的市场现象我们无从解释。从推出假说的角度看,说交易费用存在或不存在一般是说空话,因为推出假说需要指明交易费用怎样转变——即是要说明从甲情况到乙情况什么交易费用是怎样转变了。
是的,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一律要基于交易或制度费用这些局限的转变。一九六九年我发表《合约的选择》,以风险规避来解释分成合约。今天我再不这样看,转用讯息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变化作解释。当然,该文提到的卸责、偷懒等思维更不成气候,导致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是悲剧。
利益团体是解释制度的大麻烦
解释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可不单是为了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那么简单。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这简单的处理应该对。但利益团体存在,左右着收入分配,交易费用会容易地上升;分析的麻烦就变得头痛了。我认为社会上有好些人,为了自己的一小点利益,会不顾社会的整体。是的,我愈来愈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自私会减低交易费用,也会提升交易费用,哪方面胜出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了。
利益团体的存在,是解释社会整体的制度转变,或解释政府政策的采用,远比解释市场中的合约选择困难的原因。制度与合约是同类的现象,解释皆要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变化入手,但利益团体往往多而复杂,处理非常困难。好比要解释为何农业有分成合约是远比解释有工会左右的劳工合约容易的。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利益团体参与合约或制度的选择,后果如何是更难推断了。
解释或推断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变当然也要从选择的角度入手——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法门。这个层面的解释当然困难,而事后的解释一般比事前的推断容易,虽然在原则上二者的方法相同。事后解释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追溯有关的局限转变是远比事前选择有关的局限转变容易。后者我平生只中过一次大奖:只推断过一次,命中可不是幸运的。
推断中国绝非侥幸
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转走市场经济的路,肯定的!当时所有行内朋友都反对这推断,劝我不要发表,有些甚至认为我会为此弄得身败名裂。我不是个要博取声名的人,但当时提出的推断理论那么完整——同事巴泽尔说半点瑕疵也没有——而推断如果不肯定不能被事实推翻,即是没有假说,所以决定发表,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了。
今天回顾,当年我能准确地推断中国改走市场经济,原因主要是一个。那是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那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干部集团。如果当时还有一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团体,我不会那么幸运,想来不会有胆写什么推断中国的文章。
今天看,中国的改制及跟着的震撼发展,将会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章,而我竟然能在一九八一年推中——连好些细节也推中——免不了有点高傲之情,要夸夸其谈一下。
如果同学们能找机会细读当年我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会发觉写理论的第三节很完整,而指出局限转变的第四节是有着足够的观察的。同学也会发觉,在该文我提出的制度转变理论的基础,主要是科斯一九六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也即是后人认为是科斯定律的出处。
科斯之错比他的对重要
科斯当年推出不管资源使用的权利谁属但要有明确的界定,是神来之笔,但跟着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却是失误。然而,上文的分析显示,我从他的失误推出的理论或假说的含意却是重要的收获。科斯常说,今天被认为是对的理论,到了明天会被认为是错了。
我自己的经验是从科斯错的地方学得的远比他对的地方为多。这可见思想的重要性不能以对或错作衡量。科斯的思想有创意,有深度,而更为重要是与真实世界有关连。这些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经济学者必备的条件,但要这三者合并才作得准,所以非常罕有。
不久前在为芝加哥写的科斯颂辞中,我提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是有着正数的关系,即是说交易费用愈高,愈需要有权利界定才能达到资源效率使用的效果。巴泽尔读到,爱之,建议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可能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巴兄可能对,但我不敢同意,因为交易费用是非常复杂的学问。钱币两面之说有趣,可惜是深学问,而巴兄和我皆老了,要让年轻的同学想下去吧。
科斯与弗里德曼之争
转谈科斯与我和而不同的第二方面,是跟科学方法有关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科斯与弗里德曼在科学方法上出现了争议,我在中间作了一些调解,但问题复杂,而他们互不相让,就不多说。
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依稀记得,弗里德曼在他的一篇大名的、一九五三年发表的题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中,说了类似如下的一句话:理论是用以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科斯的立场是:不知是什么经济理论无从解释。我认为他们两个都对,但彼此不明白
对方的意思。
科学方法上有一个「否决前事的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ce),中学生也应该知道,但可以变得很复杂。说有雨天上一定有云,含意是没有云一定没有雨。这里「有雨」是「前事」,说没有雨一定没有云是错的,称「否决前事的谬误」。
经济科学方法的大辩论起于老师阿尔钦一九五0年发表的一篇引用自然淘汰的文章,十分精彩,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该文还是经济科学方法最好的作品。阿师的要点是:假设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是否真实无关重要,因为淘汰下来的生存适者是证实着该假设是对的。阿师是说,认为该假设不对所以结果也不对是犯了「否决前事的谬误」。
「假设」是否需要真实是当年经济学的大争议。受到阿尔钦的影响,弗里德曼显然认为假设不需要真实。然而,一九二四年奈特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却重视假设的真实性。科斯究竟怎样看这问题我拿不准,但他受到奈特的影响历来是明显的。
局限转变需要真实
我自己找到假设应否真实的答案,源于哲学大师Ernest Nagel一九六三年发表的《经济理论的假设》。作者指出,经济学称为「假设」的有几种不同的类别,解释得很清楚。这使我得到如下的结论:如果在实验室作化验,指明要用一枝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一枝不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推到经济理论或假说验证那边,我用的主要法门是考查局限的转变,然后引进需求定律。局限转变的假设需要是真实的吗?通常需要的简化可以看为不真实。这是 Nagel 说的吹毛求疵,正如试管是否清洁可以吹毛求疵地否决。然而,大致上,经济假说的验证,局限的转变是否与实情相符非常重要。
换言之,在经济学的理论假说中,指定的局限转变,在大致上一定要是真实的。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立场。科斯的立场应该与我相若,只是他出自伦敦经济学院,对局限的处理没有我后学三十年来得那么一般性。
题材选择要讲战略
我与科斯和而不同的第三方面,是大家对真实世界的处理。我绝对同意科斯反对黑板经济学,重视真实世界。我也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们不能解释我们不知是什么的行为或现象。科斯说的真实世界可不是些统计数字或回归分析,而是行为或现象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知道。这里牵涉到的考查程序科斯和我没有两样。
我不同意科斯的地方,是认为他花太多时间考查一个题材,顾及太多无关重要的细节,以致很多他开了头着手研究的题材,过了几十年也写不出文章。当然,他发表的文章不少,但他坚持考查实情的题材,往往因为不重要的细节太多而把重点埋没了。
我也曾写过科斯那类文章。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关于在租管下香港战后楼宇重建的就是。该文考查了好几年,法庭档案数千份,得到的是什么呢?被誉为最有学问的租金管制研究,获得美国一份法律学报的首奖,但除了这些什么也没有。如果科斯当年没有一脚踏中音波频率这个罕见的有趣现象,发挥了他的天才,今天没有谁会注意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
考查当然重要,细节当然也重要,但我认为不要学科斯的考查方法或我考查租金管制的方法。我也认为从书籍、文件或档案找寻资料不是上选的途径,因为人为的记录,经过主观的判断,往往与事实有分离。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我们要多到街头巷尾跑。
回报率高的研究实例
让我举两个自己经历过的成功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跑农场与果园,调查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市场安排,从开始调查到写好文章寄出去只用了三个月。读了些关于饲养蜜蜂的书,拜访了十一个养蜂者,拿到他们的蜂箱租约与收费数据,用了一个月;整理资料与动笔用了两个月。今天该文还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上,而时间花了约二十倍的租金管制,给人赞了几句之后就再没有谁管了。
第二个例子的回报率更高。那是一九七五年回港渡假时,我发觉重要足球赛事的优质座位门票一定先售罄,显示着优座票价偏低,想到优座先满可以防止持有劣座票的入场后跳到优座那边去,于是想到优座票价偏低是为了减少监察跳座行为的方法。
我于是跑了三晚香港当时还分几个座位级别的电影院,视察他们售票处一眼可见的座位销售情况,见到有炒黄牛的仁兄必上前倾谈几句,写下了资料数据,回美后只一个周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合共只用了一个星期,该文今天还被引用。据说那所谓效率工资理论是从该文得到启发的。我认为「效率工资」不成气候,是错的。
集中零散假说得大场面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知道研究租金管制、专利租用合约等大题材花去了十年的时间是中了计,再不走那些需要经过千山万水才能知道有没有重要收获的路。我转向多个题材一起考查,这里那里感到可能有可以验证的假说才入手多找细节。走这样的路有趣的题材多,而假说往往彼此相连,为个别动笔是太麻烦了。
二000年我花两年写三卷的《经济解释》,把多个假说一起放进去。二00九年起我花四年重写《经济解释》,变为四卷,文字多了不止一倍,而可以验证的假说到处都是。无论价格分歧、隔离收费、捆绑销售、全线逼销、上头成本、挤迫效应、玉石定律、履行定律、类聚定律、欺骗定律、四二均衡、仓库理论,等等,都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到过的地方,皆有趣,差不多全部牵涉到交易费用(!),加起来应该近百篇像座位票价或蜜蜂神话那个水平的文章,只是每个题材的处理是比发表学报文章远为简略了。
经济学是非常有趣的学问,我们要以推出有趣假说的方法从事,考查有趣的观察,然后试图把不同的假说以一般性的理论架构集中起来,才有机会变得洋洋大观。深入的调查当然重要,但我们要看得准,要有很大的把握能得到收获才走进去,或大兴土木。
好比二00七年我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大博一手是因为我事前知道会有一篇大文。另一方面,琐碎的现象与假说的考查及推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到了某一个层面从事者会发觉这些现象与假说有关连,可以一般化,一个大场面的整体可能会冒出来。在自己的感受上,今天重写的快要完工的《经济解释》有这样的大场面!
读科斯要向深处钻
回头说科斯,他是我知道的唯一的经济学者,其思想不可以简化!读科斯不要向浅处想。他的文字清晰,但有代价:那些试图浅释科斯的公司性质或社会成本的言论,一律失之千里。是我之幸,当年读科斯从第一天起我向深处想,想几年停一阵,又再向深处钻。想想停停记不起多少次了。
一九七四年我把交易费用与广义的制度费用画上等号,后来把制度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因而可把交易费用与租值消散画上等号。三者的角度略有不同,转换看问题屡有奇效。这发展让我终于推出自己称为「四二均衡」这个理念,一个完整的、全面引进交易费用的、解释行为或现象的理论架构于是冒出来了。那是二0一三年,而我拜读科斯的论著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我说过,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
伸延閱覽:
Ronald H. Coase, ‘Accidental’ Economist Who Won a Nobel Prize, Dies at 102 New York Times
科斯(高斯)定律/定理 百度百科
Coase theorem 維基百科
The Nature of the Firm 維基百科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維基百科
Remembering Ronald Coase Google Search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 張五常博客
科斯与我的和而不同处
張五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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