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普通話

中國歷代普通話



前些時廣州發生“撐廣州話”集會，事源有位廣東政協委員，提出在廣東省辦亞運會時，廣東的電視台，要有本來得到中央恩准，可說粵語（廣州話）的頻度，改成說“普通話”頻度。令到連香港都有人出來示威，“撐廣州話”。需要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先生，出來叫停，並說他老人家，雖然是外江佬，來到廣東工作，也在學講粵語（廣州話），事件才告一段落。


就因為廣州發生“撐廣州話”事件，小弟因而聯想，並寫了篇文章”方言與平仄“，想知道方言的發音，有否影響創作唐詩呢？因為寫唐詩需要顧及平仄的要求。而創作人和誦讀人，可能來自不同地區，他們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誦，出來的平仄可能不同，而變成”拗口“了。而唐朝國都在長安，所以長安的方言，應該就是當時的普通話，朗誦唐詩應該用古時的長安話，就最流暢了。


那麽，歷代，中國經過幾十個朝代，有長命的幾百年，有短命的的幾年幾十年，那究竟他們的”普通話“是甚麽方言呢？月來我契而不捨，不斷在網上尋找，今日給我找到了一篇文章，解答了我心中的疑問。


扼要來說：雖然秦朝始皇帝，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但沒有統一到語言，不過作為皇帝，國都所在的地方，朝廷內一定有一種方言，是皇帝和他的群臣可以溝通得到的，當然群臣要遷就皇帝，他們要掌扼皇帝說的方言。皇帝、朝廷、國都所在，一致說的方言，便成為當朝的”官話“，或可以說成，是該朝代的”普通話“了。


因此全國的大小官員，都要一定學”官話“，說”官話“。至於人民，若有需要和遠方做生意來往，也需要學說”官話“了，大家用共同的方言，方便互相溝通。因此雖然沒有正規的統一全國語言，一種通行全國的”官話“ 或 “普通話”，續漸營成。不過若朝代短命，反反覆覆，通行全國的”官話“ 或”普通話“，就時時會變了。


我找的文章，談的很多，很長很長，讓我轉載其中一段：


【佰鳴資訊網】漢語自古以來，有方言，同時也有共同語言。根據歷史記載，春秋時候，孔夫子時代，管共同語叫雅言，雅言以洛陽雅言為標準。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來自當時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學生都講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講課的時候，怎麼能夠讓來自各地的學生，都聽得明白呢？因為當時有共同語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講學的時候用雅言，這樣交際沒有什麼障礙。

在漢代，共同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把共同語叫做通語。各地講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語進行交際。從漢末到唐末藩鎮之亂，黃河沿岸的中原人陸續向南方遷移，把河洛古語帶到東南沿海。

晉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權，都按照其首都的語言為標準。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陽話為標準音，南方一般以建康話為標準音。洛陽話和晉代前的漢語，已經有很大差別，是北方游牧民族學習漢語的產物，而建康話是南遷的晉王室的語言和當地語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

漢族知識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話為正統。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係為建康話為主。隋朝末期，揚州成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因此，當時的揚州話由於接近建康話和《切韻》，在當時社會上很流行。當時的揚州話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之一。

唐代以來，中國北方持續動盪，外族侵擾不斷，中原各民族的語言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江南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因此蘇州話和當時的首都長安話一道，也成為一種通行語。到了宋代，北方話進一步融合了少數民族的語言，今天的北方話在那個時候已經初見成型。

及至南宋，首都建在臨安，吳語也進一步受到北方的影響：首先，吳語江北的地區的語言和當時北方話融合，形成今天的江淮話；其次杭州話也一定程度受到北方話影響。元代是今天的北方話形成的時期，北方話和少數民族再一次融合，形成今天的北方話。

明代的時候，南京由於戰爭等動亂，南京話從吳語（南方雅言）轉變為江淮官話。明代以南京話為正統，南京話也是南方官話的代表。後來遷都北京，北京話也有一定通行度。明代北京話是在元大都舊北平話的基礎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話融合後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滿語的影響。

江南的吳音開始以蘇州白話為主要代表。吳音繼承了南方雅言的地位，並且以當地強大的經濟實力成為中國通行的語言之一。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之而雅，俗者，則隨而俗之。”，吳音最流行的時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說蘇白為榮。和官方“普通話”京白相對而言，蘇州白話在當時社會地位相當於民間的“普通話”。當時越南劇、崑曲、評彈都以蘇白為標準音，甚至一開始的京劇都曾使用過蘇白。

清代一開始，仍然以南京官話為正統。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確立北京官話為官方地位。到了19世紀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特別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大力推廣日本語的共同語，日本人把日本語的民族共同語叫做國語。

國語這個詞本來是中國古代一本書的名字，日本人把國語當做民族共同語的名稱。 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很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由於太平天國的戰爭，江南經濟開始衰落，吳音開始失去了標準音的地位。這樣，北京白話開始成為唯一的標準音。民國初期，北京官話被定為國語。

辛亥革命之後，為了發展中國的經濟、文化，在中國也開始推廣國語。國語這個詞在民國時期得到當時政府的承認，成為民族共同語的一個正式稱呼。 1920年國語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一場當時名之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於國語標準音。

支持國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兩派。國音是主要以江浙派為主，雖然概括為“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但是也有人後來說，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實際上是以江浙吳語為基礎音的國語。京音是“ 純以北京話為標準”，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語音加入京音的。

兩派爭吵非常厲害。於是張士一發表文章，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佈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持，特別在南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紛紛開會響應，甚至通過決議：“不承認國音，主張以京音為標準音”，“請教育部廣徵各方面的意見，定北京語音為標準音”。

後來，1913年 “讀音統一會”擬定的國音就被修改為京音了。 1932年根據新國音編纂的《國音常用字彙》由民國政府教育部公佈，在《字彙》的序言中又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即所謂以現代的確北平音標準音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近代的“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於1906年首次提出的，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

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明：“漢民族共同語從古至今有好幾種說法，有雅言、通語、官話、民國時期的國語。名稱不同，內容基本是一樣的。 1949年新中國建立，中國走上完全新的階段，為了發展新中國的文化教育，我們也要推廣民族共同語，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閡。


哈哈哈！這和我在舊文說：皇帝說的方言，國都所在的方言，可能就是該朝代的官話，頗為吻合呢！！！ 加上各位有心人，讀完上面一大段，有冇得著呢？若有興趣還未疲倦的網友，可以再讀讀，登載在【佰鳴資訊網～普通話】的全文，下面已做了連結，方便繼續閱覽。


我讀完了後，連眼睛的疲倦了！ 啊欠！啊欠！ Good nite！！！！


後記：
維基百科都有短短談及歷代的”普通話“，但都不及上文詳盡！


【維基百科】 普通話
上古漢語
周代 前1000年–前200年 爾雅，引申為雅言。
秦漢時代 前200年–200年 雅言，也稱正音、通語
魏晉時代 200年–600年 雅言，也稱正音、通語

中古漢語
隋唐時代 600年–900年 切韻（隋） 唐韻（唐）
兩宋時代 900年–1276年 廣韻（北宋） 平水韻（南宋）

近代漢語
元代 1276年–1368年 中原音韻（元）
明清時代 1300年–1900年 洪武正韻（明）京音（清）




伸延閱覽：
普通話 佰鳴資訊網
標準漢語 維基百科


我的舊文：
方言與平仄

問題中年

問題中年



中國語法，很多是用復字的，例如：形容辭：堅硬、柔軟、興隆、貧窮，等等。堅 和 硬，基本是同義的，柔 和 軟，基本也是同義的，其他的如此類推。


名辭呢？櫻花、書本、男人、鯉魚，等等。 “櫻”還要加上“花”字，去明確指明是櫻樹的“花兒”，這比日語，祇用“櫻”和 祇有“鯉”來的先進，不過就要多寫一個字，其他的如此類推。


不過，讀到“學問”兩個字，看來這不是一個復字的名辭。今天讀到前教協會長，前立法局/立法會議員，泛民元老：司徒華”華叔“的文章：


【司徒華 作品彙編】大學開課了。一年級的新生，都帶着興奮的心情上第一課，期望着大學的學校生活與過去的大不相同，得到新的知識和鍛煉。

講師走進課室來了，同學們都沒有像在中學那樣嚴肅起立，致敬歡迎，他也毫不介意。

講課開始了。他舉起左手，豎起一隻手指，問道：「這是多少？」同學們不知道，他葫蘆裏賣什麼藥，齊聲答道：「一！」他又舉起右手，豎起一隻手指，問道：「這是多少？」同學們有點納罕，齊聲答道：「一！」講師最後把都豎起一隻手指的左右手，併在臉前，問道：「這是多少？」同學們都莫名其妙，但也一同應聲答道：「二！」

講師放下雙手，沉默了好一會，冷冷地說：「最後的一題，你們答錯了！」

同學們都愕住，一隻手一隻手指，兩隻手合起來，怎麼不是兩隻手指呢？為什「二」的答案是錯的呢？他們期待着講師去解釋。

講師知道同學在期待他的解釋，又有意地沉默了一會，讓他們着急。

他終於解釋了：你們都懂得加、減、乘、除的，並不是只曉得加數的吧？剛才好像卻都只懂得加數！你們的錯誤是，沒有弄清楚，這到底是一題什麼數，便拿來當作加數計算，所以都說答案是「二」。

左手是「一」， 右手也是「一」，這是沒有錯的。如果這一題是加數，答案便沒有錯。但你們都沒有問，這一題是什麼數呀！假如是減數，「一」減「一」的答案是「零」，而不是「二」。假如是乘數，「一」乘「一」的答案是「一」，也不是「二」。假如是除數，「一」除「一」的答案是「一」，也不是「二」。

四個都有可能的答案，你們只說出一個，所以，我說你們錯了。你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問：這是加、減、乘，抑或是除數？或是，把加、減、乘、除四個答案都說出來。

先弄清楚，問的是什麼？「學問」、「學問」，「問」最重要！


今次華叔說故事，我覺得有些牽強，但可以理解他的善意。


小學和中學，我都比較怕醜，不敢多向老師發問。不過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一般老師都不喜歡多發問的學生，一有學生愛問，就一早打殘他（她），令其在眾目睽睽中之下出醜，以後都乖乖的坐著聽書。


我沒有出國接受教育，聽說外國大學，教授們比較開放，歡迎隨時提問，甚至更甚！不過在香港，我就受過一位外籍教授（講師）的指導，他的廣闊胸襟，讓我敢於在他的課堂，頻頻發出問題，初初可能都是問得太蠢，不過他沒有一礮就打沉我，漸漸我就敢於發問，而且沒有膽怯，也多做思考才去發問。猶其是上他的導修堂時，有時變成為我們兩人的一問一答，同學們都在聽。


最後，他給了我一個 Comment：“Tenacious！”不覺是一個貶辭，但下課後即刻再翻查字典。


Tenacious = 鍥而不捨（我理解成），是否代表頑固呢？不過追求學問，尋求真理，就應該要存有“鍥而不捨”的精神，不斷的去學和去問，雙管齊下。又或者“學問”應該是“學”懂怎樣去發“問”，要問個清楚明白，方才罷休！


這也成為我畢業後，出來做人辦事時的其中一個“座右銘”！是個
『敢於發問，鍥而不捨！』的“問題中年”！



註：本文本來是寫來投稿，“兩週一聚第四十六期題目：我喜愛的老師”的，但最後決定不予參加，祇在自己網頁發表！各位若有興趣，可以寫好文章，再轉到 Kempton 的網頁，下面已做了連結，又或直接登入「兩週一聚」主網頁投稿！


伸延閱覽：
學問 司徒華 作品彙編
Tenacious (Def.) 谷歌搜尋
鍥而不捨 谷歌搜尋
Kempton 出題：兩週一聚第四十六期「我喜愛的老師」 ca8hk
「兩周一聚」 2weeks1gather

不幸而言中：開倉派米換取選票？？？

不幸而言中：開倉派米換取選票？？？




週五如常在 Office 讀早報，嗌了一句：『唔喺吖嗎 。。。。。。
田少？』 "O"嗮 嘴！


【明報社評：開倉派米非真正扶貧】前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撰文，批評政府累積過多儲備（包括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未適當利用來幫助弱勢社群，使本港貧富懸殊冠絕發達經濟體，他認為市民的仇商情緒肇端於此，建議政府要動用外匯儲備部分收益扶貧和設中小企利潤免稅額等方式，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田北俊這篇文章的建議和意見，相信會引起討論，本報今日先就本港要有多少儲備才足夠、儲備應如何使用才恰當和怎樣才是紓緩貧富懸殊的善法良方，發表意見。

儲備多少政策應有延續性 不應任由財爺們各說各話 香港要有多少外匯儲備才足夠？確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基於聯繫匯率制度，本港需要較充裕外匯儲備以穩定港元匯率，但是據金管局的資料，本港1997年回歸時，外匯基金資產6367億元，截至今年6月已經累積高達2.2萬億元，13年間增幅約2.5倍。1998年政府動用千億入市，擊退國際炒家大鱷，捍衛了港元，當年生死一戰時，外匯基金資產是9123億元。當然，時移世易，本港面對的情況與當年不一樣，但是問題的本質無改變。我們認為，政府應該進行壓力測試，假設各種惡劣情況，需要多少外匯儲備才足以應付衝擊，多出來的儲備就可以作其他用途，為香港的長遠發展謀求更大的福祉。

財政儲備水平亦是同一道理。近年來，本港3位財政司長曾經觸及這個問題，梁錦松任財爺時所說財政儲備達政府12個月經常開支就足夠，不過，為何是12個月，而非10個月或14個月，基本上無科學論證；至於唐英年任財爺時的說法「應否繼續維持儲備於12個月政府開支總額，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儲備毋須不斷增加，只須保持在一個適當水平」，說了等於沒說，無助釐清問題；現在執財政大權的財政司長曾俊華則乾脆說儲備「愈多愈好」，則是連敷衍的說法也懶得去想了。

我們想知道，香港財政儲備的數額，是各個財政司長個人喜好的長官意志決定？抑或是政府具延續性的政策決定？以政府一貫講究法治、制度，「鐵一般的衙門，流水的官」，答案應該是後者，而3位前後任財爺在這個問題上各自表述，使人大惑不解。

政府決策講求科學論證，關於多少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才足夠，不宜由個別官員以手掌撞腦袋方式決定，應該進行壓力測試，假設各種情況，透過電腦計算，得到信而有徵的數據，然後作為政策交付財政司長執行。當然，隨著情勢轉變，有需要時調整政策或賦予執行的彈性，不過，基本依據完全有必要制訂。

以本港財政情況的趨勢，可預期政府坐擁的儲備會不斷增加，政府施政主軸若不變，則政府愈來愈有錢，貧富懸殊卻不見改善的局面，也不會改變，則社會難望和諧與穩定。儲備屬於全港市民的錢，政府用之於社會，乃應有之義。但是如何用得恰當，是政府要思考的問題。2007年以來，政府「派糖」多次，涉及超過800億元，結果不但未紓緩貧富懸殊，也未能阻止仇商情緒的冒起。政府應該汲取箇中經驗教訓。

田北俊的建議，包括設立中小企免稅額，利潤低於100萬元者免繳稅。這個建議不合邏輯，老闆賺少過100萬元可免稅，打工仔年入少於100萬元仍須交稅，稅務之公平原則到哪裏去了？

政府要適當利用儲備，應以創造最大效益為前提。例如3條過海隧道，原意分流以減輕紅隧的擠塞，但是現在成為營運者生金蛋的工具，完全違背公共交通設施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原則。若政府動用公帑解決過海通道帶給市民的困擾，較諸派糖更能彰顯儲備為民所有、為民所用的實質和宗旨。我們以過海通道為例，只是說明若有過多儲備，要用得其所才有意義。

幼有所教老有所養 本港有財力做得到
田北俊建議以外匯儲備部分收益，約40億至50億元扶貧。對於弱勢社群，以適當資源協助他們，還是有必要的，否則社會就缺乏關愛和顯得涼薄了。不過，扶貧仍然不脫開倉派米的思維，我們認為，政府扶貧之餘，可把儲備投放在兩大範疇：一是投資給香港未來——孩子的教育，二是投資給曾經貢獻香港社會的老人家。

關於孩子的教育，除了完善教育制度，使更多人可以接受知識型經濟所需要的知識技能，政府應該協助學童基本上都在同一起步點，而非因為家庭經濟差異，使許多學童從起步就處於劣勢的局面。以儲備減輕隔代貧窮，剷除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的社會土壤，是最實質消弭貧富懸殊的方法，也可以為香港厚植整體競爭力。

至於老人家，隨著人口老化，政府應在安老服務投入更多資源，以減輕日後工作人口的負擔。這一點可能涉及經濟的榮衰，試想想，二三十年之後，一個打工仔若要照顧兩名、甚或四名老人家，整體社會將是怎麼的光景？政府應以前瞻眼光，投入更多資源，完善醫療體制，更是應付人口老化所必須。

我們認為，一個社會做到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就功德圓滿了，以本港現在財力和可預期的儲備增加，政府只要有心、肯做，就可以做得到。以這樣的角度來審視如何使用過多的儲備，最有效益、也最符合香港的最根本利益。


原由起因是：自由黨前主席 田北俊，敦促政府用儲備收益扶貧！並埋怨一直被政府誤導，更因此拖累自由黨，在他的時代，流失直選票源。


【明報專訊】田北俊在逾3000字的文章中，除了力倡政府動用儲備收益之外，文中有兩段內容更是大吐苦水，批評政府在披露財政狀況時經常「狼來了」（即預告有赤字，但埋單後卻錄得盈餘），令他擔任自由黨主席10年間，「一直被政府誤導」，更因此拖累自由黨流失直選票源。


「一直被政府誤導」
田北俊在2004年首次參與直選，受惠於「反23條」，與周梁淑怡雙雙勝出；但08年兩人競逐連任失敗，田北俊為此承擔政治責任，宣布退出政壇。其後引發自由黨內訌，林健鋒、梁劉柔芬及梁君彥3人退黨，令自由黨四分五裂，至今未復元。

田北俊昨在文章中暗示，他們在選舉中大敗，與政府的「守財」性格有關，「狼來了叫足10年，我由1998年至2008年擔任自由黨主席以來，一直相信政府審慎的理財之道，憂慮過度福利主義會拖垮經濟及長遠發展，導致自由黨於民生事務及開支往往傾向保守，不惜與民生派政黨對著幹，雖然明知因此於直選勢必流失不少票數，但仍堅持立場，不過回歸至今13年來，數字已說明一切，儲備近乎年年創高峰，揭破政府一直以靠嚇的方式誤導市民與我」。


今年五月我寫了篇網誌：“有眼睇：派錢黨的災難！”
希臘政府派錢，免費午餐，先使未來錢，引致的財困，而冰島基本就是破了產，擾亂了歐洲的金融，法德唯有苦撐著，避免“歐盟”各國，產生骨牌效應，一一倒下來。美國因為“次按”的金融大海嘯，到了近日繼續伸延擴大，令到美國經濟復甦無期，令人擔心著，明年歐美將會步入“雙底衰退”。


【明報專訊】 面對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愈來愈嚴重，特區政府如何拆招，將是下月中的《施政報告》重點。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投稿明報〈觀點版〉，批評現時外匯儲備（連同財政儲備）高達2.2萬億元，庫房嚴重「水浸」，可惜政府「孤寒成性」，拒絕向民間「放水」，令貧富懸殊惡化，市民矛頭直指商界，令反商情緒蔓延，可是商界卻「被屈食死貓」。田北俊促請政府動用部分外匯儲備的每年投資收益，全面扶貧。部分政黨及商界人士贊同田北俊的建議，要求政府還富於民。

曾長期擔任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昨接受本報查詢時，對田北俊的建議連番表示「我贊成！我贊成」。在最低工資一事上與勞工界各據立場的大家樂集團主席陳裕光，亦贊成政府動用部分外匯儲備收益扶貧，「現時是適當時間還富於民」。他建議，政府應該居安思危，除提供綜援予低下階層，亦應考慮把跨區交通津貼擴展至全港，而非局限於某一區域，立法會大部分政黨亦贊成庫房「排洪」。

商界贊成﹕是時候還富於民
不過，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反對動用財政儲備來解決貧富懸殊。他說，本港財政儲備水平確屬偏高，但財政儲備與外匯儲備有關連，外匯儲備是否充裕，又牽連聯繫匯率，因此不能輕言動用。他表示，雖然個別國家或地區可以動用儲備資助福利，但是聯繫匯率體制，確令本港欠缺動用儲備的空間。他說，早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指出，本港的財政儲備，應相當於兩年開支，倘以此為水平，本港現時儲備並非高出太多。

學者﹕需夠兩年開支 儲備非太多
早前曾聯同商界提出成立「商界扶貧基金」的田北俊，今天在本報觀點版發表長文，就近年貧富懸殊和仇商情緒發表意見。他引用數據，力證特區庫房已現「水浸」。「香港回歸時外匯儲備6367億元，今年截至6月分已高見2.2萬億元，人均外匯儲備每人約28萬港元，人均之高全球僅次於新加坡。」他質疑「香港擁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額，除了追逐排名外，有何實際用途，還要累積至多少才算足夠呢﹖」

轟政府墨守成規 令反商情緒成形
庫房水浸，但田北俊認為，市民尤其是基層人士的生活卻未見改善，甚至是每況愈下。他歸咎這個現象是因為政府「墨守成規一代接一代做守財奴」，甚至是「孤寒成性」，未有把取諸商人的稅項用之於民，結果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市民把矛頭指向商界，令反商情緒成形，「商界被標籤為『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無良僱主』等等，我感覺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

他建議，政府應該動用部分外匯儲備的收益，例如每年收益若有5%、即等於1100億元，可用來改善民生，例如落實由政務司長唐英年主持的扶貧委員會，在07年報告中提出的50項建議，如大幅擴闊社會安全網、提供就業支援、為健全失業和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工作誘因等，估計完全落實這些措施，每年只需40億至50億元，相對於1100億的收益，只屬區區之數。

不過，對於有人擔心動用儲備收益，會動搖捍衛港元匯率的能力，田北俊反駁說，本港「子彈」充足，有可觀經濟增長及人民幣作後盾，「遭狙擊風險遠低於97年回歸前後」，動用收益只會減慢儲備增長速度，不會削弱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


零八年七月我寫了篇網誌：“是否派錢黨來臨的先兆？”
在零八年初財政司司長利用四百億元，向市民派錢民望急升，曾特首蔭權先生在零八年七月，罕有地趕在立法會最後幾天會期，宣讀十項名為舒緩民困的『派錢』措施，再加派110億，總共派了500多億元，實行派錢買民望，我已經積極反對。


到現在大家都知道，2012將會增加直選立法會議席，和增加區議會的特別方案，而 2017將會有直選行政長官。我一直懼怕到時，一些『派錢黨』議員當選，將會成為多數派，還有承諾開倉派米派錢的特首候選人，當選成為特首，會把香港一向謹慎穩健理財原則推翻，會把香港的財政儲備掏空，會把香港的量入為出『筆郅』觀念捨棄，最終以借款發債支付財政開支，把香港財政帶進『赤字』時代。


不過今次反而由主要是商人背景的”自由黨“，交由前主席 田北俊 提出（當然唔會承認自由黨派出嚟講），利用儲備開倉派米，旨在爭取選民的選票，確實始料不及！


田北俊 是見到 梁振英 和 唐英年，兩虎雙闘，中央未有定案，見機不可失，想趁機出招，成為另一匹”黑馬“乎？但又唔多似噃，田少當年就 23條立法，突然倒戈，個底黑嗮，所以今次自由黨派他出來講（當然唔會承認喇），試探一吓反應。 派收益派儲備派派派，派錢買選票，我當然不想有個“派錢黨”喇，無論是泛民、建制派，還是保皇黨！


補記：
【田北俊投稿明報原文】香港特區政府坐擁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財政儲備佔5099億），但700萬人生活水平是否定必具保障﹖我本周一於策發會提出，香港10年來儲備以倍數增長，但為何市民、尤其基層人士生活卻未見改善、甚至每況愈下，政府理應善用儲備回饋市民。

特區政府最不缺是錢，奈何墨守成規一代接一代做守財奴，庫房水浸卻對市民福祉錙銖必較，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冠絕發達地區。老無所依、基層收入市民窮困愁苦，民怨載道，庫房的數字再漂亮，對弱勢社群而言都是白雲在青天，可望而不可即。

政府孤寒成性 理財不善
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需要較充裕外匯儲備穩定貨幣匯率，但目前水平是否過分龐大呢﹖香港回歸時外匯儲備6367億元，今年截至6月份已高見2.2萬億元，人均外匯儲備每人約28萬港元，人均之高全球僅次於新加坡。香港擁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額，除了追逐排名外，有何實際用途，還要累積至多少才算足夠呢﹖

另外，財政儲備的水平高企已跟前兩任財政司長的說法背道而馳。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曾宣稱足以應付12個月開支為儲備的適當水平，而現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的說法是﹕「應否繼續維持儲備於12個月政府開支總額，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儲備毋須不斷增加，只須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

到了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接任，便改口稱儲備「愈多愈好」。香港是一片福地，有中央政府支持，毋須支付外交及國防開支，又極少發生嚴重天災，現行財政儲備明顯已遠超於實際需要。外匯及財政儲備水浸，反映政府孤寒成性、理財不善之餘，更表露政府沒有勇氣承擔責任，不敢動用儲備發展社會、照顧弱勢，寧願留著近身錢，保障自己任內經濟的穩定，以致儲備愈留愈多，甚至自我麻醉，形容此舉是為香港打穩經濟基礎。

政府靠嚇 誤導市民與我
「未雨綢繆、量入為出、積穀防饑、審慎理財」。政府將過分保守的理財原則包裝得冠冕堂皇，但政府每年財政預算例必過分悲觀估錯，由特首曾蔭權當財政司長起，這個傳統至今未有改變，一直靠「造成財赤、沉重經濟負擔、加稅」等恫嚇來拒絕扶貧紓困。港人近10年經歷金融風暴、SARS疫症、金融海嘯等等，不論經濟順或逆境，財政及外匯儲備都逐年攀升，直至儲備額翻一番，仍不敢「動分毫」。

狼來了叫足10年，我由1998年至2008年擔任自由黨主席以來，一直相信政府審慎的理財之道，憂慮過度福利主義會拖垮經濟及長遠發展，導致自由黨於民生事務及開支往往傾向保守，不惜與民生派政黨對著幹，雖然明知因此於直選勢必流失不少票數，但仍堅持立場，不過回歸至今13年來，數字已說明一切，儲備近乎年年創高峰，揭破政府一直以靠嚇的方式誤導市民與我。

維持儲備於高水平的嚴重後遺症已出現了～～政府「富」、民眾「貧」。取之於民理應盡快用之於民，外匯儲備每年投資回報受國際投資環境影響有高有低，不過本港巨額投資，回報相對穩定，過去10年只有2008年金融海嘯錄得虧蝕5.6%，其餘年份全部錄得正增長，由2001年0.7%至1998年12.1%。以過去10年數據作計，5年平均投資回報約為4.8%；10年平均約5%。以現時2.2萬億元儲備作計，不動用儲備的「本金」，只抽取5%回報，已高達1100億元。

落實扶貧委員會建議 每年只四五十億
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包括政府財政儲備5099億元，兩者集中於外匯基投資及管理。財政儲備是政府每年財政盈餘累積下來而成的，其投資回報政府每年只入帳5%，其餘放回財政儲備。其實政府可隨時從外匯基金中提走資金，以應付社會需要。

2.2萬億外匯儲備撇除財政儲備，大約有1.7189萬億元，這部分的投資回報則長期滾存於外匯基金，永無止境，不斷膨脹，該筆每年產生的巨款卻與政府開支、市民生活沾不上邊。說到底外匯儲備、財政儲備，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只可惜絕大部分錢仍牢牢的放在口袋中，沒有提出來使用。不能用的錢，對社會而言只是一堆沒有實質意義的數字。

若政府盡量善用1100億元儲備回報持續改善民生，由於金額巨大，其社會效應必然很大，例如可大幅擴闊社會安全網，令更多人受惠。扶貧委員會在2007年的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在各地區提供就業支援，為健全失業和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工作誘因，讓他們自力更生等等，建議多達50項，每年只需多用40億至50億元，便可全面落實，金額相對於1100億只屬區區之數。

動用外匯儲備回報 不削弱捍衛聯匯能力
動用外匯儲備的回報，長遠只會減慢儲備增長速度，不會削弱外匯基金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因為按照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今年第一季，香港最廣義的貨幣供應量（M3）也不過約為3.6萬億元，換言之，外匯基金所有的「子彈」已相等於M3的61%，況且現時全球經濟環境與97年已大為不同，香港有可觀經濟增長及強勢人民幣作為後盾，而外國經濟多見疲弱，香港遭狙擊的風險已遠低於97年回歸前後。

市民怨氣無處宣泄 責怪政府 也將不滿指向商界
商界克盡本分做生意，納稅、創造就業、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利用稅收去扶貧、改善弱勢社群市民的生活，本是應有之義。可惜政府只顧累積儲備，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市民無法享受經濟成果。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市民怨氣無處宣泄，責怪政府之餘，也將不滿指向商界，漸形成一股反商情緒，商界被標籤為「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無良僱主」等等，我感覺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

仇商瀰漫下，商界的一舉一動都動輒得咎，在此必須先旨聲明，我提倡政府將儲備的投資回報回饋市民，出發點絕非為工商界爭取減利得稅，反之特首曾蔭權大可不兌現選舉承諾進一步削減利得稅，維持16.5%。不過，政府動用儲備除扶弱之外，也可協助香港的中下階層的納稅人士，中小企如小型快餐店、小商店可設利潤免稅額，利潤低於100萬元大可豁免，5萬多戶中小企即時受惠。打工仔的薪俸稅免稅額也應獲提高，特別讓中產階層可休養生息累積財富。

中小企利潤低於100萬可免稅 薪俸稅免稅額提高
現時提倡政府動用儲備還富於民，我並非追求一下子的大花筒，商界更非追求民粹而盲目派福利。政府福利制度必須取中庸之道，嚴防希臘或南歐多國過度福利開支，導致入不敷支陷入破產危機，但同時也要避免走向另一極端弱勢社群欠缺保障。

香港目前的福利制度絕非「路有凍死骨」，但距離發達地區的標準仍相去甚遠。以我曾任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及扶貧委員會成員所見，政府絕大部分扶貧政策只會接納一筆過「派糖」，不願長遠承擔成為經常開支，孤寒性格發作，深怕覆水難收扶弱開支成為財政負擔，關注需長期協助的弱勢社群的例子如﹕資助全港有需要的傷殘人士購買電動輪椅，大概只花費1億元，政府都不願付出；又如低收入家庭學童開學1000元津貼，政府只肯逐年審批，拒絕列為每年的經常開支。

萬億身家超級富豪 一毛不拔的性格
香港弱勢社群被忽略的情況嚴重，有時令人感匪夷所思。現時患白內障的長者輪候公立醫院做手術需輪候近3年，情況猶如一位擁有萬億身家的超級富豪，但卻因一毛不拔的性格，任由家中的老人家承受瀕臨失明的痛苦，涼薄至此豈不令人扼腕？

政府又怎可能接受為香港貢獻大半生的長者，輪候入資助安老院舍至少要3年，部分於等候期間過身。政府扶弱紓困不力，長者、傷殘等不獲照顧，連鎖反應下他們的家屬承受壓力愈見沉重，對政府充斥不滿，社會怨氣亦油然而生。

若政府有決心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社會安全網也會大幅擴張，但安全網再大、再密總有界限及漏洞，我與一班商界朋友構思籌辦新的扶貧基金，在公益金、馬會各慈善團體之外，盡量幫助政府安全網以外未被照顧的人士，但歸根究柢解決貧窮問題的責任在於政府而並非商界。

政府儲備水漲船高，基層市民生活不單沒有受惠，甚至每況愈下，曾班子政府於餘下兩年任期堅持守財奴理財哲學極不可取。我相信，10年後論政府功過得失，沒有人會記得儲備金額何其富厚，但會記得政府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


後記：
【明報專訊】自由黨成員今日（週五九月三日）會見行政長官曾蔭權，表達對施政報告意見，主席劉健儀表示，田北俊的文章不代表自由黨立場。

自由黨向曾蔭權提出多項扶助弱勢社群的建議，包括增加生果金金額，每個月上調500元，資助輪候老人院舍宿位的長者，入住私人院舍，每月5000元。

被問及對田北俊文章的意見時，劉健儀稱，田北席只是自由黨的前主席，自由黨有自己施政報告的建議。

田北俊在文章中批評現時外匯儲備（連同財政儲備）高達2.2萬億元，庫房嚴重「水浸」，可惜政府「孤寒成性」，拒絕向民間「放水」，令貧富懸殊惡化，市民矛頭直指商界，令反商情緒蔓延，可是商界卻「被屈食死貓」。田北俊促請政府動用部分外匯儲備的每年投資收益，全面扶貧。部分政黨及商界人士贊同田北俊的建議，要求政府還富於民。


哈哈哈！是反應不佳，劉健儀立刻劃清界限，還是在互扯貓尾？ 政治真的很現實啊！


後後記：討論還未完結，明報連續第二天社評，繼續評論開倉派米。
【明報社評：開倉派米只屬捨本逐末】昨日，田北俊在本報發表的文章，除了提及香港儲備太多，應將部分收益用作扶貧外，最重要一點是指庫房「水浸」，但政府卻「孤寒成性」，拒絕向民間「放水」，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市民矛頭直指商界，使反商情緒蔓延，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言下之意，政府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始作俑者，商界也是受害人。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過去數十年，包括港英治下時期，殖民地政府以特殊政策扶掖商家，市民都未有仇恨商人；香港人熱中營商創業，最愛炒樓炒股，對商界強人如高山仰止，只有崇敬之意，既不仇商，也無仇富之意。不過，近年香港確實流露出一些仇商情緒，這是連商界富豪也感受到的。

這個仇商情緒有什麼內涵？可以說，市民仇的，是政府向地產商傾斜的土地政策，仇的是商界的壟斷日益嚴重，還有商界享有的政治特權，這才是仇商情緒的根源。如果這些不公平現象未有改善，如果商界不正視問題的癥結，即使不斷開倉派米，仇商情緒依然揮之不去。

惠及低下層可贏掌聲 諉過政府迴避問題核心
田北俊曾經透露，商界正計劃成立一個由多個財團斥資、委託他牽頭的商界扶貧基金，把由商界籌集得來的資金投放社區做善事，希望改善商界形象。如今，田北俊發表措辭強硬的文章，批評政府「孤寒」，有理由相信這意見在商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可見仇商情緒已引起商界人士的關注。

田北俊的文章，雖然為低下階層出了一口氣，但卻未有觸及問題的核心～～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及商界的壟斷和特權。

有錢人在香港早已存在，過去富商鮮有被針對，城中富豪更是港人的偶像，是成功商人的象徵，是年輕人模仿學習的對象。近年富豪常被針對，動輒被指「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究其原因，應與近年土地政策嚴重向地產商傾斜有密切關係。

香港的基層生活困苦，但有綜援安全網，在這個層面的仇商情緒也許不嚴重；然而，中產人士近年感到社會階層流動放緩，而且可能一生淪為房奴，其仇商情緒更值得關注。

不少中產的心聲是，每天辛勞工作的收入，都無法追得上不斷飈升的樓價，政府卻一直未能有效增加土地供應，為什麼會是這樣？售貨員銷售抽油煙機誇大摩打轉速，被判入獄，但賣樓弄虛作假不但無罪，更可以賺個盆滿鉢滿；十元八塊的商品，有警隊及海關專門招呼，價值百萬千萬過億的住宅單位，規管銷售手法的只得一紙指引，為什麼？政策明顯是向地產商傾斜，令到官商勾結的陰影揮之不去。

打工仔女勞碌整月，工資相當部分用作交租供樓，才換來斗室蝸居；不少人自食其力創業打拼，生意有起息，業主卻大幅加租，慘遭「分身家」。

沒有公平制度 派米於事無補
還有，市民日常生活很多必需品和公共服務，大多被財團壟斷；在政治舞台上，又有功能組別的特殊照顧，商界毋須經過普選洗禮、毋須向市民問責，代理人便可以長期霸佔議會席位，阻礙有利民生的法案。如此扭曲、向商界傾斜的政治經濟結構，才是香港仇商情緒的社會土壤，田北俊的文章，若能補上這一筆，其分析架構才會較完整。

開倉派米，令市民口袋多一點錢，或會令市民暫露笑容，令商界壓力少一點，但市民追求的，不是均富，是公平；不是結局均等，是機會均等。如果社會的競爭環境公平合理，港人不單不仇商、不仇富，富人更是強者、成功人士的象徵。相反，如果市場壟斷情况不斷惡化，公平競爭愈行愈遠，政治特權依舊，開倉派米其實於事無補。

田北俊的文章為民請命，相信會贏得一些掌聲，不過，若然商界把仇商情緒的起因諉過政府，以為開倉派米就能解決，那是捨本逐末，迴避了問題的核心。


後後後記：明報還未放過田北俊，繼續發表了針對性的第三篇社評。
【明報社評：政治土壤已經變化】自由黨前任主席田北俊建議政府動用外匯儲備部分收益扶貧，若他的言論代表商界，則標誌本港政治環境面臨深邃變化。過去，開倉派米是以選票為尚政黨和政客的「專利」，若商界加入搶奪為民請命的大旗，本港政治生態會有怎樣的變化，值得關注。

另外，田北俊的轉變，若折射出商界終於認識到政治免費午餐不再，必須透過公平參與取得政治權力，以維護一己利益，則本港政局將會出現根本實質變化。近期，中華廠商聯合會或與商界關係密切的政治組合，紛紛組織力量落區服務市民，不無試水溫之意，相信與此變化有關。

商界在政治上終於動起來了，我們認為這是好而重要的發展；不過，我們認為政局新發展、新形勢之下，若政治體制未相應調整，日後政府的管治會更艱困，屆時能否維持有效管治？將是政府要面對的實際問題。

2012政改通過新區會方案 撬動香港政局根本轉變
商界的轉變，相信與立法會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有關。這次政改，民主黨與中央破冰，中央派中聯辦官員與民主黨商討，在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順應民主黨的訴求，公開表述日後本港舉行的普選，會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其後在最後關頭，中央接納了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方案，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的5席，候選人經區議員提名，由全港逾300萬選民投票產生。

這次政改，中央一個承諾和一個讓步，就本港日後政治發展，發出了清晰而明確信息：就是中央不會再給特定階層提供政治免費午餐，商界視為政治特權所賴的功能組別，以區議會方案前車之鑑，就算日後仍然保有功能組別之名，也要經由「普及而平等」的方式選舉產生。

區議會方案撬動了香港政局，整體朝向民主化發展，商界近期的轉變，正是這次政改結果揭開了香港政局新一頁的印證。商界失去了政治特權的保護傘，他們會以怎樣的方式爭取政治權力，尚待觀察。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一貫政治取態保守，但是他最近公開表示，為了應對新的政治形勢，工商界應該重新整合，建立一個類似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的大型工商界政黨。

現在未知工商界會否回應陳永棋的呼籲，但是我們要指出，若工商界組黨，整合過程所涉及者不僅限於工商界，而是牽動整個政界，屆時政治人物在各個陣營之間的流動，將會使人看得眼花撩亂。

以爭取選票為導向的政治人物或黨派，都擺出為民請命形象，而在實際運作中，現在工商界透過在立法會的功能組別鐵票，對於開倉派米，經常扮演煞車角色，正如田北俊上周在文章中自揭「一直相信政府審慎的理財之道，憂慮過度福利主義會拖垮經濟及長遠發展，導致自由黨於民生事務及開支往往傾向保守，不惜與民主派政黨對著幹，雖然明知因此於直選勢必流失不少票數，但仍堅持立場」，姑且不論田北俊此番「覺悟」的動機和目的，卻也揭示他深切知道鼓吹派糖、派米是爭取選票的不二法門，日後實施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時，開倉派米之風會愈颳愈烈。

不過，香港市民是理性的，對於極端政客所謂為民請命的訴求，不一定毫無保留支持。以首個最低工資水平為例，據知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時薪28元，迄今從各持份者的反應看來，大多數人認為可以接受，當然，還有人高喊爭取時薪33元，但是社會迴響不大，因為市民知道時薪訂在33元，可能會好心做壞事。

這就是市民理性的表現，不為極端政客所惑。所以，我們認為，工商界的開倉派米，在市民理性取態下，同樣對極端政客起著制衡作用，而這種制衡，是提升整體社會質素的制衡，是良性互動、良性競爭的制衡，不會拖垮經濟和影響經濟發展。

代議士爭選票都為民請命 政府管治將更舉步維艱
工商界積極參政，整體政局對政府管治會構成怎樣的衝擊，值得關注。若本港實施政黨政治，由控制議會的黨派組織政府，則施政成敗，由選民透過選票決定有關黨派能否繼續執政；政黨政治營造負責任和理性管治，這是西方先進民主國家已經驗證了的。

香港不實行政黨政治，若工商界組黨參政，政府就面對都訴諸為民請命的政治氛圍，但是政府在立法會內仍然一票都沒有，屆時政府推動政策，可預見更加舉步維艱。由一個在立法會無票的政府，面對全部議員都要爭取選票的議會，是否可行？會否導致管治失效？是值得關注的發展。

當然，若一併實施政黨政治，由控制議會的政黨組織政府執政，上述擔心就不會出現。但是要中央現階段容許香港實施政黨政治，卻又不切實際，或許只能見步行步，等到「普及而平等」方式產生的立法會正式運作之後，各方才要面對和思考如何處理可能出現的管治問題了。

無論如何，香港其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工商界將要積極參政，這是田北俊猛批政府「孤寒成性」、「守財奴」之餘，給香港社會釋出的最重要信息。這是香港政治非常重要的發展，也是進步的發展。政治土壤已經變化，將會開出不一的政治果實，這是包括工商界在內的全港市民都要面對和適應的轉變。


明報第三篇社評，指出商人們著眼是2012政改通過新區會方案的改動，把區議會轉成一個功能組別，而新增的五席，政治形勢已經改變，商人黨也要改變策略。


至今還是如我第一日登文所說：派收益派儲備派派派，派錢買選票，我當然不想有個“派錢黨”喇，無論是泛民、建制派，還是保皇黨！


顧此『希望商人黨不是想利用開倉派米換取選票罷! 』天佑香港！


後後後後記：自由黨現主席劉健儀，週初一聽見記者問她關於前主席田北俊的鴻文，就先劃清界限，說田的意見，並不代表自由黨，言猶在耳，劉主席健儀女士，也投稿明報，發表她的處名文章：“財政儲備毋須不斷膨脹，年度盈餘理應歸還社會！”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上周一篇建議，動用外匯基金回報還富於民的 3000字鴻文，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綜觀各界的反應，縱使有不同意應否動用外匯儲備或仇商情緒的緣由等等論述，但政府「孤寒成性」一點卻未見有人異議，顯見社會各界已相當不滿「倉廩實而百姓虛」的現况，並質疑政府過分保守的理財哲學，多年來未有善用儲備推動長遠發展及改善民生。動用儲備之議，政府已不可再簡單以「審慎理財、居安思危」等籠統回應作迴避，必須盡快深入討論尋求合理辦法分配社會資源。

動用外匯儲備 多項疑竇無法清晰解答
對於田北俊的建議，自由黨之前並未討論，但認為動用外匯儲備影響深遠，甚至可能動搖香港根基的風險，而且有多項疑竇目前仍無法清晰解答，例如﹕2.2萬億元外匯儲備10年來以倍數增長，扣除各項負債約有1.6萬億至1.7萬億，是否毋須再增加，已有效防禦炒家狙擊﹖政府是否有權運用外匯儲備的回報，投放於公共開支﹖環球經濟不穩，外匯儲備能否一直維持正增長回報﹖動用外匯基金回報牽涉問題千絲萬縷，不若集中2.2萬億外匯儲備內高達5000億元財政儲備的用途，財政儲備是政府可隨時提取及運用，以此還富於民簡單直接得多。

財政儲備政府可隨時運用 還富於民簡單直接
財政儲備是政府每年財政盈餘累積及每年政府入帳而成，截至7月份達5107億元水平，相對於每年經常性開支2200億元，足以應付27個月。即使計算政府總開支3100億，也足夠應付一年半，可見財政儲備水平已經相當穩健，根本沒有必要不斷膨脹。現階段財政儲備金額已超出政府多任財政司長訂立的合理水平，不論是特首曾蔭權任財政司長時提出財政儲備需達18個月開支水平，又或者之後梁錦松及唐英年提出12個月水平。當財政儲備超出實際需要時，便等於不切實際，過度營養只會造成肥胖並非健康。

當財政儲備超出實際需要 過度營養只會造成肥胖
政府年年錯估預算已成傳統，相差不遠則情有可原，但每每卻是相去甚遠，難免惹人質疑是刻意「報細數」，高估赤字、少估盈餘，冷卻市民對政府開支的期望。最不稱職的估算要數2007/08年，原本預計254億元綜合盈餘，結果高達1236億元，今年財政預算252億元赤字估算，也極有可能重蹈覆轍，結果會是高額盈餘。

過去一年樓市暢旺帶動下，多幅土地超出市場預期上限價成交，賣地收入令庫房水漲船高，本年度頭5個月賣地收入已超過350億，連同補地價總收益更高達530億，遠遠超出政府原本估計341億元，而下半年再有多幅土地拍賣，再加上股市與樓市大旺，令股票印花稅、土地收入等大增，幾乎肯定政府又再估錯數。以現時樓市發展趨勢，政府未來幾年將持續增加土地供應，除非經濟急遽逆轉，否則透過賣地已可獲得穩定的可觀收入。

政府有能力未來5年 將大部分盈餘還給市民
若果按政府一貫做法，每年盈餘又再收歸庫房累積於財政儲備，將財政儲備數字再推上對市民毫無意義的高峰。最簡單回饋社會的方法是暫停將盈餘回撥財政儲備，儲備維持現時約5000億水平，直接將盈餘歸還社會。觀乎2005/06至2009/10年的盈餘及赤字，數字有高低起伏，但5年平均盈餘高達447億。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政府規劃財政策略、本港長遠發展不應只限於一年的目光，過去的平均盈餘及預計未來幾年會有可觀的盈餘，政府絕對有能力於未來5年，將大部分盈餘還給市民，經常開支由現時約2200億，建議可增加300億至2500億，而即使5107億財政儲備不增不減，仍足夠維持兩年2500億經常性開支，並沒有違反《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原則。

雖然香港於1998年到2004年，累積財政赤字高達1759億元，2003年度財赤更高達401億元，政府需要緊縮開支滅赤。當時財政儲備維持於約2700億元至4300億元，但目前已增至5000億元，有足夠條件增加經常開支。再加上當時外匯儲備總額僅1萬億元，不及現時一半，目前捍衛聯繫匯率 的實力已遠超於當時，政府毋須太過保守反覆提倡財政儲備「愈多愈好」。

仇商情緒 非單政府「孤寒」所致
盈餘取之有道，也要用之有道，政府一直拒絕財政負擔，慣常採取一次過「派糖」政策紓解民困，為市民「慳荷包」而博得一陣掌聲，如豁免差餉 、資助市民電費、水費、豁免公屋租金，只屬小恩小惠，但對長遠發展毫無幫助，甚至形成社會依賴心態。

政府對社會的真正承擔是高瞻遠矚善用社會資源投資將來，非短視派糖「授之以魚」，而是長遠「授之以漁」，增加的經常開支足以投放於各個界別也收到顯著效果，例如增加教育經常開支，大學方面可增加大學資助學額，中小幼則可增聘教師人手，減輕教師負責的節數，肯定可提升整體教育水平，資源也可協助低學歷人士提升技能，迎合知識型經濟社會的轉型，又或者將資助投放扶持中小企，鼓勵創業及公司升級轉型，同時針對各行業需要加強人才培訓，營造良好營商及經濟環境等等，才是長遠利民紓困之道。

若以經常開支扶弱，一如田北俊所言，落實扶貧委員會各項建議也只需每年40億至50億元。以我之見，應該將田北俊文章的標題〈2.2萬億儲備再多無用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修訂為〈財政儲備再高無用動用盈餘長遠發展更重要〉，可更切合香港目前的情况。

不當營商手法 財團壟斷市民不滿
田北俊提及的仇商情緒，的確是商界憂慮的趨勢，我也同意政府「孤寒成性」扶貧不力，貧富懸殊愈嚴重，仇商情緒日益惡化，但一個社會形成的仇商情緒並非單單是政府「孤寒」所致，市民不滿的還有不良商人的不當營商手法、財團壟斷等等各種因素，不一而足。對於外界批評指，商界取之於民，同樣有責任扶貧，不應單靠政府，這觀點恕我不苟同。政府取之於民，理應用之於民，財富分配及照顧弱勢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商界只是擔任協助的角色，政府無道，豈可將責任歸咎於商界。


劉主席在聽過各方反應後，就田少的主張微調，後再寫出上面的文章，你要我不要相信他們倆，不是在扯貓尾，真的是有難度了！


田少 和 劉主席的自由黨，代表著商界的利益，如今雙雙提出要開倉派米主張，若商人黨不是改變策略，想利用納稅人積聚的儲備，爭取下一屆立法會的選票之心，路人皆見。況且新增的席位，除了五席是直選外，區議會成為功能組別，有五席就將由接近全選民選出，共有多十席可供爭取。


難免商人黨也想利用開倉派米，最不用傷財的方法，來爭取選票矣！
YES，繼續祈禱：天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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